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

关于安娜这个形象，自其诞生以来，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不同阶层不同世界观不同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安娜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形象，有她积极、进步的方面，也有她消极、落后的一面，今天如何全面深入地分析她的性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仍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一＞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教养的贵族女子，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里，她象芜草丛中的奇葩，她不是一般的美，而是惊人的美，她的聪慧、典雅、质朴、活跃，她的单纯、沉静、从容、高贵，使得她在各种场合下出现都是美艳绝伦的。

对安娜一直怀有成见的列文，都为她的美为她的丰富活跃的精神世界所吸引，她那在瞬间由悠闲恬静而又显得那么优美端丽突然变为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她的美貌、聪明和良好的教养，都深深打动了他，使他不由地在内心里赞叹道：“这是怎样一个女人！”“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惜的女人！”“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动人心魄的风度。”“同她谈话是一种乐事，而倾听她的谈话更是一种乐事。”短暂的会面，便使列文依依不舍地离安娜而去时，他“又望了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发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的心情。”

在欢腾的舞会上，吉娣眼睁睁地瞧着渥伦斯基谦卑、驯从地投向安娜，并被安娜所接受，安娜夺去了她的爱情和幸福，成了她的情敌，可她却仍然被安娜的“超自然的力量”的美所深深吸引。她“愈来愈叹赏她”，安娜“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颈项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卷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吉娣感到安娜是“生活在另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娣所望尘莫及的。”

安娜的美不仅溢于言表，更富于内心，她心地善良，单纯自然，感情热烈真挚，对不幸的人怀着深厚的同情。她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温柔、真挚、善良和友爱的感情。如此一位优美的女性，她所追求的不过是真挚的爱情与母爱，可她的追求由一开始便注定了无尽的悲剧结局。

安娜是一个诚实、勇敢、正直、有高度人格尊严感的女性，当她一经接受渥伦斯基的爱情以后，她就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原来的“虚伪与欺骗”的生活处境了。她勇敢地向丈夫跟旧生活决裂，她说：“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她是一个正直而不放荡的女人，她追求真挚的爱情，她曾对渥伦斯基说：“爱，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正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理解的。”安娜挣扎在贵族社会虚伪的污泥里，极力想得到超脱，她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她心目中，妇女不是被玩弄的对象，不是男性生活的点缀品，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感情，有渴望，有人格，有尊严。她将自己的追求寄托在真挚的爱情里，企图寻到一条道路来彻底解放自己和人格，这种爱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为此，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她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还有她最深爱的儿子。

作家花了大量的笔墨写安娜体态和精神的美，不是偶然的。安娜的美，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以及作品人物，特别是对安娜本人的命运，都是有重要的作用。鲁迅说过，悲剧就是将美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如果没有安娜的震撼人心的美，便没有渥伦斯基跟安娜的爱情，便没有卡列宁家的破裂，更没有安娜悲剧结局一百年来带给人们深深的震撼！

＜二＞当我们向安娜的美倾予由衷的叹赏时，我们不能不为其悲剧的结局痛心疾首。如此一个优美动人的女性，她的要求不过是真挚的母爱与情爱，这个正当的生活权利，却被冷酷无情的贵族社会分裂并对立起来，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奢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安娜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道德观念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主要原因。　这种种冲突首先表现在她与丈夫卡列宁的矛盾斗争中，属于彼得堡官僚集团的卡列宁是个残酷无情的沙皇官僚制度的化身。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点缀品。安娜一再，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安娜说，“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象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虚伪、一心想往上爬的思想，他那种令人憎恶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切地感到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活在她“体内的一切的东西”。安娜说：“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这一种无爱的家庭，由一开始结合就埋下了巨大的危机，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渥伦斯基一出现，安娜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她于是再也不能容忍卡列宁式的“虚伪与欺骗”，不顾一切，牺牲一切地与渥伦斯基结合了。

把安娜逼死的当然不止卡列宁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流社会。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不同的是，她们能“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而感情真诚、严肃认真的安娜只能“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这种生活，感到虚伪，可耻，无法忍受。培脱西怂恿渥伦斯基追求安娜，渥伦斯基的母亲也赞许儿子在安娜身上取得的成功，但是当她们看到这并非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而是认真的爱情时，立刻视为大逆不道。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的“红杏出墙”，而是由于她竟敢公开这种爱情，公然对贵族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挑战，在这个社会里，伪善的莉蒂亚自诩为“社会的良心”，淫荡无耻的培脱西们竟是这个社会的“精华的精华”，虚妄无能的卡列宁是整个社会的“支柱”，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给予安娜正当的生活要求的肯定与人格尊严的承认。安娜悲剧的根源便在这罪恶的社会。

安娜自身性格的矛盾是悲剧内在因素。

一方面，安娜是勇敢的，她始终不悔自己选择的道路：“假使一切要从头再来，也还是会一样的。”她鄙视那班贵族男女堕落虚伪的生活，在剧院里她向整个社交界抬起了高傲的惊人美丽的头。

另一方面，安娜性格自身便有着不可弥补的局限性，面对社会，她勇敢地挑明自己对自由爱情与独立和要求，她曾对渥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甚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她变成了攀扶在渥伦斯基这棵树上的一条青藤，树倒藤亡。渥伦斯基成了她生活中和全部意义，一旦失去他的爱，她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地灰飞烟灭。她渴望渥伦斯基尊重她的感情，把她当作朋友和知已，而非情妇。但她没有意识到更不知如何才能争取到这种平等与恒久的爱情，她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切都被操纵在渥伦斯基的手里，甚至在每一次口角之后都吓得浑身发抖。她内心永无休止的矛盾与痛苦源于她对生活对自己目前处境的迷惘与恐惧，她的生活，她的信仰和她的追求都找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她本能地反抗一切，又本能地忍受着一切的冲击。她爱得愈深便愈没有安全感。到了最后，她甚至被迫使用一般上流妇女使用的靠姿色与服装去吸引渥伦斯基的视线。企图牵住他日益冷淡的爱情。

愈是临近悲剧的结局，安娜的内心矛盾冲突就愈是复杂，深刻，尖锐。她一会儿恨得那么深沉，一会儿又爱得那么热烈；一会儿她表现得那么坚强勇敢，一会儿又显得那么软弱怯懦；一会儿她觉得自己有一千个理由值得骄傲，一会儿又感到自己屈辱卑下；一会儿她期待得那么殷切，一会儿又失望得那么可怜；一会儿充满了生的欢乐，一会儿又幻想着死的恐怖——她的内心永远充满了惊涛骇浪，她爱得那样深切，却又爱得那样痛苦。她觉得自己酿造了一切罪过，又觉得一切罪过吞筮了她！如此一个丰满凸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成了作家笔下一种永远惊人的艺术力量。

安娜的矛盾还在于母爱与情爱之间的取舍抉择，她一生只爱两个人——谢辽沙与阿克历赛，她对杜丽说：“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邂逅渥伦斯基之前，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谢辽沙的身上，儿子曾经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全身心地爱着谢辽沙，甚至连离开他一刻都不行。(www.wolizhi.com)爱情与母爱乃是一个女子正当的生活权利，冷酷无情的社会却把它们分裂并对立起来，作为陷害安娜的工具，逼她走上悲剧的绝路。

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憎恨。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脱“虚伪与欺骗”的上流社会，渥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虚伪更欺骗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如果说安娜从前在跟卡列宁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现在，她在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她对渥伦斯基估计过高，期望过大。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骗”的社会，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错了，他带给她的永无止境的痛苦矛盾与恐惧，远远超过他带给她的生之欲望与欢乐。他的爱情消失后，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剧的绝境，她控诉这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的惨死从多方面揭发和控诉了沙皇俄国特别是它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作家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表现了安娜的死是安娜的必然结局。他把安娜的命运写成一个悲剧，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安娜的命运，很值得同情，更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她被逼上绝路，是社会的罪过；她的死，更是对黑暗社会的一个反抗，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真挚诚恳的向往，对自身人格解放的渴求，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在今天要求妇女解放的时代，这一种悲剧给我们的启示，更是深远而恒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