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着摘棉花的母亲不是本地人，她瘦弱多病——头疼、牙疼、腰腿疼……儿时的印象中，她的头上常年箍着一方卷成条的白格子手帕。

有一年，母亲说天麻真是好东西，因为她吃了身为民间老中医的外公寄来的野生天麻后，长达两年的头疼竟然减轻了很多！可惜，我知道她就吃了那么一回。“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不知母亲怎么会有这恼人的毛病，外公教过用万年青的嫩叶揉碎后敷牙龈，她自己也拿万金油、风油精按脸颊，但总也治不了根；腰腿疼的原因就是明摆着的了——因为家庭的寒薄，因为生儿育女五六个，因为必须下田劳动。

在家里，她必须经常写信，因为她的娘家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醴陵。刚读小学时，母亲就教我给“家家”的亲人们写信：“外祖父母、舅父母、姨父母大人安好，來信已悉…… 恭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此致——敬礼——愚外孙——年月日”。

母亲名叫廖青山，姓在村里是唯一，名字同江汉平原本地叫香饵、春枝、想仙、爱喜之类的女性名字则大相径庭。母亲有一枚小小的木章，据说是她刚到湖北当生产队会计时刻的。有一次外公的来信却写作“卿珊”，因为这俩字带着和“青山”完全不同的些许脂粉味令我好奇至今记得。十岁时母亲带我和弟弟走“家家”，经常听她娘家的人喊她“雪梅”，再后来还知道大姨妈叫“ 雪琴”，已经因病去世的二姨妈也叫“雪×”。郑板桥有一副对联“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青山常在，红梅傲雪。“梅兰竹菊”一般是有文化的人家为女孩子取名常用的字眼，因此母亲姊妹三人的名字反映了她们的文化程度，以及年轻时生活的家庭背景。从“雪梅”到“青山”，应该是母亲人生的转折，只是“雪梅”经历了什么我和弟弟永远是不会知道的了，但我猜测，母亲的人生历程肯定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我只看得到风风雨雨中的“青山”。

父亲年四十了才得的我，我们这儿叫“秋葫芦”，先天不足，瘦弱而娇嫩，加上有之前夭折了哥哥的悲痛，所以是这个特殊家庭的宝贝疙瘩。母亲很早就教我学珠算，用的是父亲从他工作的信用社带回来的算盘。母亲当年教的“归除法”，需背诵许多口诀：“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三一三余一……”

母亲教我的知识曾经让我在学校着实露了一回脸。一回算术考试，试卷最后是一个古老的题目：野鸡兔，四十九，一百只脚在地上走。问有多少野鸡和兔子？这个考题应该是出卷老师的一种即兴测试，如果设一个二元一次方程，这不是个难题，但我们当时才小学三年级，要用算术算。母亲就教过我这个题目。“很简单。”母亲说，“如果都是野鸡，那就只有98只脚，可现在是100 只脚，多了2 只，那必然有一只兔子。”那次的考试能做对这一题的基本都是满分，但仅仅两三个同学。上世纪80 年代我顶父亲的班，在一次单位组织的珠算比赛中，我和所在的乡镇队就获得了好的名次，我的成绩其实归功于母亲。

母亲死得突然，死得令任何知道她的人揪心落泪！那年，我已经是单位乡镇机构网点的小领导。那一天早上，我到村头堂哥早点店端米粉给母亲吃，嫂子说婶娘喜欢吃豆饼汤，你三姐已经端了。但是我还是端了一碗豆饼汤去老屋。母亲似乎很平静，说今天真好，你们姐弟二人都带了吃的来。我说今天要参加邻镇一个银行新网点开业。母亲说那就去吧！母亲的话其实另有深意，只是虽有疑惑的我没有深想。晚上我刚从村头下车，一个堂哥的喊声如晴天霹雳，我醒悟到今天反常平静的母亲出事了！我跌跌撞撞地向老屋奔去，进村的一路都有妇女在叹惋：“可惜了青山婶，苦命的好人呐！”“她的宝贝儿子回来了，这下有的哭啊！”……但是，我还没有哭。母亲已经被堂哥们嫂子们平放在我出生的那张旧木床上了，她选择了用一根了断苦难的绳索撒手人寰。她的手还是温暖的，我抚闭她含泪的双眼时自己也涕泗滂沱了——她选在我回家之前行动，不知经过了多么残酷的生离死别的权衡！

痛定思痛的时候，我的母亲，这个叫“青山”的、聪慧的、坚强的女人，她艰辛的后半生，在我脑海里放起了幻灯片——从姐姐们寻亲的信件上，已经上班了的我才隐隐约约知道，她们的生父远在安徽。从她们闪闪烁烁的言语里，她们对那个父亲颇有微词，说他是“右派”，多年后才平反，不仅领退休金，而且还有自己的房子，可是没有管顾她们。

母亲曾经是兰州铁路局的职工家属，她带着三个“拖油瓶”到湖北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整个社会才开始慢慢复苏。只是让村里人们不解也钦佩的是以她如此弱不禁风的身体、经历婚姻离异的窘况、跨省份的奔波和一个几乎赤贫的老鳏夫重组家庭的现实，完全无能力背负这沉重的“包袱”，她居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责任担当。这是一种多么坚忍的心性。

我的父亲比她大好几岁，家庭在村里是有名的贫困，虽然耿直、善良，做农活是把好手，却是个脾气暴躁、出了名的“老齁巴”——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不过，多年后一个远房的姑姑讲给我：“你爸爸年轻时脾气好坏噢，说不对就动手！还是青山姐来了后才变好的。”我深信，因为父亲抚育我的那份温情说明了一切。父亲去世前后，朝夕相处的母亲也被传染了这无法根治的老毛病，无疑雪上加霜。

有一年，二姐的年龄好不容易对上了一个合适的招工机会，却因为农村户口而告吹。母亲很多年后才告诉我这事：舅公送她们来的时候兄妹俩只是在流泪，被询问是上农业粮还是商品粮户口时，根本没有作出任何选择，只感觉农村多少还能分点口粮，不至于饿死人。

三个姐姐中的两个，特别是大姐成年后在农村苦干多年，用微薄的工分艰难地摘掉了家里“超支户”的帽子。可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时间里，她们三个的连续出嫁——这也在村里是特例，再一次让这个家一贫如洗。我在单位的账簿上看到从1962 年起，父亲名字的贷款从两三元到一二十元有数十笔，还清几百元的，记满了一整张账页，直到我工作七八年了才还清。

父亲去世后，我才结婚。为了照顾病弱的母亲，单位将妻子调到村头那个新办的小小的简陋的储蓄所工作，一楼营业，楼上是宿舍，住人。我仍然在乡下工作，早出晚归。那年母亲从老屋搬到我们宿舍，她的孙女才两三岁。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同去世前的父亲没有两样，每天剧烈地咳嗽、咳痰，想亲近亲近她心爱的孙女都成了奢望！万金油、风油精、头疼粉成了她从不离身的必需品。有一天，我劝她说头疼粉有副作用很伤人，让她尽量少吞点，母亲的泪就下来了。过后我听堂哥们讲，母亲说我连她仅有的这点减轻痛苦的需求都不允许，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好难过，也意识到母亲以如此病体，面对下楼才有厕所，进出门就是营业室的环境，比忍受疾病的痛苦更有压力，她一定早就打算再回破旧的老屋住了。

弟弟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而且没有找对象，当时正在湖南“家家”那里种蘑菇谋生。这节骨眼，已有两次离异、后来可能在她生父的居地再次成家的三姐，带着一个比我女儿年龄还小的女孩子来了，母亲和她们又住回了我出生的老屋。一段时间过去了，既不知道三姐的现状，也不见有离开的打算，母亲可能感觉到了什么……

是的，什么事都想得到的母亲感觉到了绝望，尽管她骨子里不服输，但是她斗不过命，开始盘算离开了。其实一切都有兆头，母亲趁我上班时把一方小手帕包着的两三样物什交给妻子，其中有一枚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奶奶传给她的两寸来长的银耳勺，说我们家祖传的，现在传给儿媳做个纪念。妻子说有些奇怪，我听了心里打战，又无法言说！也许是她巴心巴肝捧大的儿子没有尽到孝道，或者不愿意拖累子女;也许从她颠沛流离拖带来的幺姑娘身上看到了她苦难的重演，于是，她决断了，一切无法挽回！

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和父亲的墓地前面，一条宏伟的高铁越过“ 脸盆桥”的棉田，跨过清澈的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