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活着，都不容易
壬寅虎年，小县城的春节浸润在雨水之中，像是应景一般，家乡那些曾经面目模糊的人和事，前所未有地现出清晰轮廓，摇撼我心。
在外7年，一年一回，从大城市到小县城，加上今年又换了新家，陌生和困惑于我，比往年更强烈。
岁岁年年，人还是那些人，但这一个年，那些难以割舍的关系和情感集中向我涌来，与亲友彼此观照中那些微妙的变化和冲突，几次让我不知所措。
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告诉我：活着，都不容易。
见个朋友，不容易；找到能一起说话、一起玩的人不容易；找到能和你一起尽兴而归的人更难。
每逢过年回家，有两个朋友一定要见，每年我都主动约。
曾曾是我的高中同桌，我和她最先在她家见面；小林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和他在KTV见面。
见面不易，说的主要是小林。
见小林的前期准备是件麻烦事，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我和小林只在小学同班过一年，但他是我联系时间最久的朋友，分外珍惜。因为是异性朋友，又因为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且我认识，我不方便单独约他，就要把他女朋友也叫上，而我就要再叫上另外的同伴，以免自己变成电灯泡，最后就总是变成大杂烩，基本4个人以上，这几年，都是这样。
我想听他讲过去一年在乡镇基层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但在一群人中间，我问不到，讨论的只是一些公共话题，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见曾曾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她可以来广州找我，我可以去厦门找她，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去游乐场、旅游，我们可以聊很多私密的事。但和小林，不可以。成年之后，保持距离成了我维护这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事，而很多场景成了非恋人异性朋友之间隐形的禁忌，去哪里见面成了费脑的事，毕竟小县城就那么点大。
小学初中那会儿，不需要考虑这些，我俩相互串门、上门蹭饭还是很自然的事情。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俩都自觉地在外面组团搭伙见面，毕竟春节请异性朋友登门，父母四目之下，审视的目光也变得异样。
今年我和他在KTV见面，一起来唱歌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我的朋友曾曾，以及两位特殊朋友。我对KTV唯一的恐惧就是会错意，这种恐惧只会在比较熟的异性朋友身上出现，更容易在家乡发生。
我是看着古早偶像剧长大的，所以会唱得多是情情爱爱的歌，有些歌真是随便点的，但一唱真有被误解的风险，在那些直白抒情的歌词里，在熟悉的异性面前，少年时那点莫名的情愫和回忆会突然被勾出来，破坏如今本就小心维护的距离，制造尴尬。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和小林有一次安静深入的交流、听他的故事，但再约了两次，都没能成行。最后他回：“没事，再约时间”，这条消息往年他也发过，而我清楚，这句话意味着，要等到下一个春节—我意识到，有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面。
我依然珍惜并信任小林，但也在学习保持距离，适应新的友谊现实。
成年人的社交终究不同于学生时代的关系往来，这是我从小林身上学到的，对这句话更深的体会，是通过小林和KTV聚会上的一位特殊朋友认识到的。
这位特殊的朋友叫阿君，我通过小林认识他，他俩的交情很深。小林不理解，我和阿君不算熟，为什么邀请他，他质疑我：交情不够，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一下子被问懵了。
我从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尝试着梳理，告诉他，我首先是在履行一个承诺，因为去年和前年，阿君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许诺“要请他吃饭”，这话并不是客套，但似乎只有我当真。
我想得很简单，年轻人正儿八经围桌动筷太无趣，唱K是比较自由的场合，可以唱、可以听、可以吃吃喝喝，愿意你就来，不愿意你就拒绝，不需要太多弯弯绕绕，但小林觉得我“动机不纯”，我没能说服他。
同样是去KTV，在广州，我和同事一起约并不费劲，怎么回了家，就变得这么复杂，我不理解。
那晚是一个让我困惑的聚会，女生在唱歌，男生在喝酒，少有交集，倒是应了一首《不醉不会》，一边不喝所以不醉，一边没兴趣唱不会。
我困惑地看着他们在冷天一瓶又一瓶灌啤酒下肚，然后轮流跑洗手间，一个男生喝完了才说其实“没人喜欢喝”，这更让我满脑子问号。我寻求理解，小林告诉我，男生玩的方式和女生不一样，他没有具体解释。
我发现，原来并不是见了面就可以玩在一起，成年之后，每个人的圈子似乎趋于固定，有它自己的规则。当晚，我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外人，但被挡在边界之外，或许这是场面尴尬、不能尽兴的根源。
原来光是春节，并不足以构成成年人相见的理由，定是交情或者充分的动机，才让我们聚到一起。学生时代，我们向外探索，拓宽社交边界，但成年人社会关系，边界分明确定，并不轻易接纳新人。
虽未能尽兴，但我没有不快，谈不上失落或者孤独。事后我兴奋地给曾曾发去一条消息：真实的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表情言语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形象，给了我很多“意料之外”。
我知道，这叫作“人情世故”，活在其中，有时人会很累，但思维的碰撞让我兴奋，我乐于领悟它，但也仍想做个“敞亮豁达的人”。
回家之后，家乡长辈用他们的遭遇向我传授着生活的真谛：生活不易，人要现实和务实地向前看。茶余飯后，他们的经历围绕着“婚姻和家庭”展开。
大年初六，被催婚多年的堂哥去定亲了，主要是谈彩礼。女方要价43万元，还要50个大洋（价值约4万～5万元），男方为酒席费用和金银首饰买单。
这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堂哥的积蓄负担不起，因为他还背着房贷，就要靠长辈支援。我的父亲叔伯一辈都是从乡村进县城的第一代，家家户户多少都背着贷款，没什么闲钱，钱从哪里凑，就成了问题。
当天，这门亲事最终是谈下来了，女方同意彩礼先打20万元欠条，但有附加条件，如果女方哥哥的亲事也谈妥了，欠条只能打15万元，他们娶媳妇也急需用钱。这像是一桩买卖，而女孩子似乎吃了亏。
想到堂哥一家的负担，再想到被催找对象的自己和爱护着我的爸妈，听叔伯们很现实地议论着彩礼中“大洋”的单价是800元还是1200元，能怎么筹钱，夹缝中的我再次不知所措，只有一句空洞的感慨：“这么高的彩礼钱，对男方女方都是沉重的负担。”
我听着他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架里，现实地计量着解决眼下具体的问题，不去想这个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如何突破和改变，但又发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的是人。”—叔叔的这句话给了我安慰—人比钱重要。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在“天价卖女儿”的话语里，剥开了它“物化”“量化”的外壳，在里面找到了对人的尊重。
定亲之后，结婚是顺水推舟，而在外婆家，我管窥到了婚姻潜在的风险。
大年初四，姨丈和外公在农家院子里聊天，小姨和外婆在厨房说体己话。外婆拉下小姨的右肩，一块青紫色的瘀痕露了出来，我这才把小姨嘴角上的淤青和家暴联系起来，而我又知道了，外婆年轻时也被外公家暴，这两件事冲击着我—家暴竟离我这么近。
小姨眼圈泛红，压低声音说话。伤害是在过年前，她发现了姨丈出轨的痕迹。小姨认识那个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两个孩子，她曾给姨丈他们打过工，小姨给她打过电话质问，很快挂断，号码被拉黑。小姨找姨丈理论，但他对此否认辩解，言语冲突升级成肢体冲突，姨丈抓起小姨的头发往墙上撞，淤青就是这样烙下的。
平时看着温和大方的姨丈为什么对妻子疯狂动手？外婆和小姨只归结为“姨丈脾气太坏”，这显然不是答案。“他说平时在外面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嫌弃我在他回家了还一直唠叨找茬儿。”小姨转述了一点线索。
在家里人看来，姨丈是有出息的人，很会赚钱，他有很多套房子，还在厦门岛内买了房，两年前，小姨带着两个孩子在厦门上学，平时姨丈和要高考的大儿子留在县城，一家五口两地分居，孩子放假了才能较长时间团聚，小姨称自己是“全职保姆”，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外婆想找我爸来质问，而我该去警告我的姨丈吗？小姨说问了也没用，我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问了会引发更多家暴吗？家门一闭，我们这些亲人，远水怎么救近火？
姨丈动手那天，两个较小的孩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对眼前的疯狂没有意识，只有大儿子冲上去，攥住了父亲胸前的衣领，说：“小时候你就打妈妈，现在还敢打！”后来我知道了，多年前，小姨一个人喝掉了一瓶白酒，她被送去医院，两天才醒过来。
小姨选择了妥协，她说自己不会再指责姨丈，放任他去了，守着孩子，她的眼泪没有落下。
我家相册里有一张小姨的照片，她一个人穿着白色婚纱，戴着头纱，笑容洋溢着少女的活力，如今，那样的笑容我再没见过—嘴巴依然可以笑，但眼神不会骗人。
离开外婆家，驾驶座上的姨丈和来时一样，没有说一句话。
在我家停留的时候，小姨和姨丈各自照常和还不知情的爸妈聊天，送走他們的时候，父亲说起，姨丈那么会赚钱，小姨穿的衣服也更高档了，小姨笑了。
那一天，我毫不怀疑，人们的生活都有所掩饰。
房子是婚姻和家庭的物质载体，但对很多家庭，它首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的堂姑一家，去年在县城买了二手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背上了30多万元房贷交了首付，月供就占去约2500元；又赶上大儿子去职高读书，学费一年要7000元；之后，堂姑丈的母亲查出了胃癌，光去福州手术就花了7万元，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现在还要定期在县城化疗，又是一大笔支出，还得分身照顾。夫妻俩都只是普通的零工，这每一笔账，都沉。
饭桌上，堂姑丈说起他被拖欠的一笔2000元工钱，这份活计只有口头承诺，维权很难。堂姑丈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又陷入了窘境，我没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只知道，没有劳务合同，光靠赌别人的信誉，揽一份差事，对他们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我仅有的建议，是告诉他“尽可能”签订协议，这样才有申请劳动仲裁的条件，但我也很清楚，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很多活计，他们是靠口头人情得来的，而协议无情，面子上过不去，并且—永远不要低估勤劳的做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的可能性而甘愿冒的险、承的情。
讨生活的强烈意志驱动下，他们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他们心有不安：如果我不做，总会有别人拿去做，那钱就是别人挣了。做工人的顽强、脆弱和心酸，都在其中。
这个春节我两次见到堂姑，她的脸上一片愁云，母亲也说，她的面色都黑了。倒是堂姑丈举着酒杯，说着加油打气的话。
生活是一个系统，它底色悲凉，而每个家庭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困境也从不单一孤立地存在，但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只要提着一口气，生活就还能继续。
尤其串门时，我看着亲人乐此不疲地参观展示彼此的房，乐于对房间格局、采光、装潢给出自己的评价，我又真切地看到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白手起家，并如愿在县城扎下根，有了实实在在、自由支配的安身之所，即便负担重重，未来好像也是光明的。
在我的家乡，春节走亲戚，没有人能拒绝一口茶。我最爱用传统的三才盖碗来冲茶：盖为天、碗为人、托为地，一碗一世界。冲上铁观音，滤入公道杯，再往品茗杯倒上七分满待客，初尝微苦，入口后有回甘，茶入愁肠，公道自在心中。
这个春节，父亲又准备了一些唠叨，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次走心的对话。
在“这档栏目”里，我知道了：瘦小的爷爷年轻时就受人欺负，挣不够工分家里揭不开锅时，他冒险上山偷种地瓜还被人举报受罚，后来他把乡亲的粮作物收集起来，起早贪黑，肩挑着一路走到乡镇县城里去卖，慢慢成了村里比较有积蓄的人，80岁了还不舍得休息。
我还知道了父亲少年时，为一个红色书包被嘲笑羞恼了很久，放学了要割猪草，正长身体的时候，他看着同学把吃剩下的饭菜倒掉，他却因为不够吃而饥肠辘辘，我也知道了母亲早年因生不出孩子吃苦受气。
但今年，父亲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在我和弟弟身上。
弟弟即将大学毕业，考研通关无望、考公准备不足、工作没着落。
父亲着急话多又爱挑刺，尤其看不惯儿子宅在家里打游戏，老捧亲戚朋友家孩子的好，狠踩他不留情面，觉得他处处不如人，多年没长进；弟弟话少不擅解释，最大的问题，他很迷茫，无从说起，宁愿逃避，也不寻求帮助，父子矛盾积攒了多年。
那天晚上，我成了父子间的调停者，一边为弟弟代言，向父亲解释，他看不顺眼的那些事为什么会出现，是不是构成问题，需不需要改变，尽管这本该由弟弟自己来完成；另一边我引导弟弟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弟弟说起自己对所学专业并不感兴趣，这刺激了父亲，第一次了解到的他懊恼郁闷又悔恨，说起当初填报志愿，弟弟临时自己改了专业，没有和他商量，他又说弟弟动手能力不行，不是做机械的料，父亲把这一意外变动归结为“都是命”。
不一会儿洗衣机发出警报，衣服洗好了，父亲借机去晾，他神色严肃，把皱成团的衣服甩得异常用力，我上前追问，他说自己“心情不好”。我追到他的房间，他确认弟弟进了浴室，关上门，显然有话不吐不快。
拳拳老父的崩溃就在一瞬间。他再次说起弟弟填报志愿的事，痛苦又气愤地压低声音说：“读了4年，学费花了我七八万，学到点什么？没多少长进……我自己的孩子我怎么会不了解，他根本不是做机械的料。”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看着他把拭泪的纸巾往地上砸，转而安慰父亲，我告诉他，弟弟起码读的是本科院校，他的成绩排名也很靠前，亲人也说他这些年懂事很多……工作专业不对口很正常……对弟弟多一点耐心和信心，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进度条……很快他喊我去睡了，我不知道，这些话他听进了几分。
父亲对儿子有很高的期待，弟弟将上小学时，他用心给弟弟改了名字，测名系统给这个名字打了97分，父亲很高兴。但这些年，父亲眼中，弟弟的回应低于期待。弟弟要成长，父子和解要时间。
对我，父亲只盼着我尽早找到心仪对象，为此，他们在背后也没省心。父亲告诉我，曾有人向他提亲，那人大我6岁，谢天谢地，父母拒绝了后续接触，在父亲的观念里，男女差6岁，犯冲不吉利，事后知晓的我，发自内心感谢祖先“干支纪元法”的发明创造。
对我的脱单大业，父母心里有几分困惑，几年前，我听他们说起一位婶婶的议论：婶婶两个成绩不太好的女儿都谈了恋爱，我却没有人追。好笑的是，后来母亲会开我的玩笑：“没把你生得白一点，高一些。”
从省外求学到离家工作，连年的聚少离多，母亲渐渐不让我做家务了，只要她在家，洗碗做饭我是抢不到的。
我像是家里的客人，十指不沾阳春水，问我想吃什么的次数，比向弟弟的还要多，问了几次，母亲从来不说明原因。
一天早上，母亲进来和我躺在一起，她提醒我，以后被人问起工资和年终奖，最好说少一点，甚至对父亲，也最好不要说得太明白。刚好前一晚，我对几位亲人说了年终奖，母亲或才有这般顾虑。
母亲解释：“如果说得太多，万一大家来找你借钱，你怎么办？在外挣钱不容易，自己多留一些。”
我不愿意对父母设防，但我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仍在言传身教地保护着我。我回应她：“记住了。”
這个春节，我给家里置办了些品质更好的日用品和小玩意儿，加上给长辈的红包，母亲一笔笔地算着，这个春节我大概给家里花了多少钱，担心我花了太多。
买回家的东西里，父亲最喜欢智能音箱和体脂秤，回家当晚，一家人都上了秤，我知道了父亲内脏脂肪偏高、水分不足，母亲肌肉和蛋白质不足。
回答“喜不喜欢、需不需要”这个问题，父母常常心口不一。
去年一年，为多挣钱，母亲去了外地做工，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担心他回家后太安静，我问他需不需要一个智能音箱，当时父亲拒绝了，过年真有了才觉得“挺香”，目前他是家里唯一乐意唤醒智能音箱的人。
我给家里囤了4箱96包抽纸，换掉家里粗糙的那些，把新抽纸塞进柜子里。母亲一开始还嫌弃太多，几天之后她告诉我，想着反正有那么多，可以用很久，纸都可以随手抽了。以前她只敢10包一小提地买，不想太快用完，纸也舍不得抽。
当我告诉母亲返岗的日期，她就在心里倒计时，回程前3天，母亲算了算我在家的天数嫌太少，等待太漫长。父亲母亲告诉过我，有我在的日子，家里更热闹些。
为了专心工作，假期有一天我去了图书馆，回来之后，母亲说，她一个人在家有点孤单，她也体会到了过去一年，父亲早晚独自在家的处境。我不敢细想，他们守望的日子。
去年底，母亲最终决定回家工作，她反复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年龄太大了，工厂不爱要，订单一淡，最先劝退的就是她。“太无情了。”她说。过了年，母亲50岁了。
今年我正巧在母亲开工上班那天离家，我有些欣慰，因为离别是情绪最浓烈的时刻，悄悄离开，可以避免情绪失控，但我知道，父亲母亲回家的落寞是免不了的了。
离家那天，母亲给我发了一次微信消息，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确认我是否起床，微信提醒我吃午饭，我没有告诉她自己几点到站，但另一个电话在我刚下动车走到出站口时打来。两个电话我都没有第一时间接到，那一端的她，听着“无人接听”的语音播报，心里大概很是失落。
我拨回去，母亲说：“我想你了。”我为母亲的直白而惊讶：“怎么我刚走就想我了？”她说：“就是刚走才想你嘛。”原来，母亲是在见不到儿女的日子里慢慢习惯的。
这次回家，我在新房间里弄了一面照片墙，我把一家人这两年最好看的照片洗了出来，钉在了墙上，足足有50张，我的照片是最多的，我还把自己笑得最开心的照片钉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在离家700公里的广州，通过电话，我告诉母亲：“想我了，就去房间里看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