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读后感锦集
《上学记》是一本由何兆武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3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学记》读后感(一)：缅怀何老
上个月何老刚去世，经历过大时代变迁的何老给我们留下了这本朴实又精炼的回忆录，对于我这种低段位欣赏式读者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外面的世界于他有如街景，几十年的世态浮沉对于他来说就像鱼缸里的鱼，今天花了7个小时精读了这本将近20万字的口述，身临其境，增长了我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段时间的历史和一些人物的认知，醍醐灌顶，何老说他从来不打算做学者或是专家，只想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我想他也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有滋有味的慢慢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缅怀何老！致敬
《上学记》读后感(二)：宝藏爷爷
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28日），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
这本书是他口述自己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学习经历，以及他身边的师生见闻。从1921年到1946年，何兆武的学生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年代，那是一段我们只曾听说却无法想象的日子，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命运面前如沧海一粟，随波飘荡。书里讲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以怎样的热情和希望伴随和参与着全民族的变迁。
书中有一多半是讲述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故事。我以前看过汪曾祺的散文，也是讲西南联大，不同的是汪曾祺主要是讲自己，何兆武是讲别人。这也许跟采访方向有关，但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学术名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历史远不是百度百科里盖棺定论的几句描述，每个人都是立体的，都有优点和缺点，成就再大也是普通人。
真希望自己身边也有一位这样谦逊低调经历丰富的宝藏老爷爷，时常听他讲讲年轻时辉煌的故事，在彷徨的时候能帮我们指点迷津，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与选择，如何去生活。
《上学记》读后感(三)：向往
认识到自己的浅薄。
非常向往那个遍地大师的年代，可那也是有沉重的时代背景的。
真实又有趣，许多地方看不懂（我太浅薄，知识贫瘠），许多地方深受启发，偶有共鸣。
还是在吸收知识的阶段，并且能感觉到吸收的速度不如小时候，那时候坐下来就心无旁骛，一看就一天。现在很难静下来，而且很挑书。不过看书的效果是更好的，因为会思考，会推演，不像小时候猎奇心理，图快，图新鲜。
“……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也没有排除这种杂驳的思想。”对，杂驳，我也是。
山河破碎、战乱家破的地方我总是看哭。寥寥数行背后有多少痛苦。
恨那些始作俑者。
这种书给人启发，辩证地接受，扬弃。
欣赏何先生的价值观。为了有趣，为了自娱，保持好奇与童真。
一辈子不就这样吗？你以为自己能把名字刻在石头上——就算是真有块石头刻上了，其实也还是写在了水上。
感谢那个整理聊天的作者，如果不是她，我们看不到这么有意思的作品。她的后记也写得很好（而且我全能看懂）。
《上学记》读后感(四)：不止记上学
听老头儿讲古。何老先生前段时间刚刚离世，这也是看这本书的缘起，以上学为题，再映照自己上学的经历，感慨颇多。 这本书挺平实的聊天，虽然是讲上学，基本也是到49年建国开始结束，不过细节处都有所谓的新老社会对比，饶有意趣。而且其中很多内容从亲历者的视角来看，还是挺能冲击我的认知的。 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逻辑似乎一直有两套体系，一是所谓"上流精英社会"，二是所谓"普罗平民大众"，这两套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有崩坏瓦解的迹象，似乎还是有藕断丝连的内在坚固，结果新中国一成立，黄沙水泥倒进了搅拌车，两套体系被打散重组，可千百年惯性难挡，到现在很多舆论的争论点还是这两类视角的冲突。就我来看，网上至少有一半杠精是因为把这两类混为一谈导致的。 还有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重要在这本书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书里没说，对现今教育及思想体系的失望是都能看出来的，政治方面就更别说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更让我对"口述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大，个人能接触到的世界和事件毕竟有限，我在看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想同一时间的河北农村在发生着什么，我的年纪轻轻的正在闹革命的爷爷和他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对这个世界又是怎么看待的呢？那又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天地。
目前这个时代，老先生追求的"幸福平静"似乎不是主流，不过也确实像是我们少有的昂扬期，光芒多，照出来的污秽也多，二元论要不得。可是，前五十年似乎是将所谓"体制的恶"进行了一次各个角度的淋漓尽致的展示，不可谓不可惜，不可谓不可叹。
更加期待《上班记》，快快出版吧。
《上学记》读后感(五)：何兆武的《上学记》
《上学记》非常好读,是真正开卷有益的书,毫无枯燥之感,因为是口述,所以异常亲切,就像一位睿智老人坐在面前拉家常一般,智慧风趣又平易的语言让人读来只觉太短太少,不忍掩卷。
《上学记》既是书名,那么求学经历必定是最主要的主题,书中记述了先生1949年以前各个阶段的学习经历,其中西南联大七年学习生涯是内容最厚重也是最精华的部分。
“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之所以感到“最惬意”,和西南联大当时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分不开,何兆武先生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西南联大不束缚教学、不规制学生的风气和先生的性格十分契合。
比如学生的行动自由：
“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个人行为绝对自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
思想的自由：
“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求知的自由：
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的两门课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
授课的自由：
“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
还有种种不胜枚举,何兆武先生认为西南联大在当时条件艰苦、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能培养出那么多人才,最重要的是有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的环境。
本书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是何兆武先生的坦诚,在回忆联大老师和同窗时,对那些各个领域都如雷贯耳的大师们,先生既没有过分渲染其功勋,也没有虚假掩盖其丑陋,他说“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他们也是人,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
就因为何先生在回忆录里秉持真实不作伪,这本书在出版后还曾有一番不大不小的风波,让人慨叹,对真实的自由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变得更宽容,这也显得这本书是多么难得的可贵,历史的细节往往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来讲述。
《上学记》读后感(六)：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阅毕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胸中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提笔，那就，姑妄言罢。
先生一生经历清末、民国与共和国三代，童年与中年饱经战乱、饥馑和斗争，晚景才归于平淡却奈何亲人离散。先生是那一代知识人的缩影，有过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有过中年的迷惘与“自我否定”，也有过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欣喜与无奈，但不变的是，那份真诚、乐观与希望。
先生一直坦言自己对政治的疏离感，却在言谈间充满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自由，学术之生命力”，而民主，则需要勇气。先生说”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优点，就好像一个人，十全十美的找不到，一无是处的大概也很罕见”。所以，无论是学术还是思想，一旦走入独断论或者一言堂，就很难取得更大的进路了。
很歆慕先生与几位同学的友谊，尤其是读到他与“大才子”王浩的交往，常常神往的感叹。王浩先生的天赋与成就自不必多言，他秉性与一生的际遇也令我扼腕。少年时代就展现出的过人数理能力使他“傲然于众位同学”，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他想“解决人生问题”。他师从蒯因，年纪轻轻就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做教授，可我总觉得，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恐怕是跟何老在德国的那一周。在海德堡，他信步登上了“哲学家之路”，走上了那条当年黑格尔与许多哲学家都曾散步的小径。回来后，何老问他如何，他说：“From nothing to nothing”.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关于冯友兰，我想这是本书被“诟病”最多的部分，究其原因不外乎何老对他“政治立场”的记述。其实，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多为人所论，有提倡文化独立于权威之外的，即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应当针砭时弊，批判社会；也有认为文化属于政治的延伸，应当为政治服务。这让我想起最近的葛剑雄的事件，也许文化人也有命运一说，或许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注定只能为历史注脚而无法有所创造了，毕竟大环境如斯。其实，我总在想，即便我们这一代无法出现所谓的大师，能够为后来人守住一份文脉，把历史传承下去，也算功德一件了。
何老总谦逊地说自己是西南联大不成材的学生，其实也“言过其实”了。他的学术成就自不必多言，就其“生活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的观点，已经非常值得今天的学术界学习了。最后，我想用他纪念王浩的话来追忆他本人：
毕生追求真理，折中人文关怀，
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
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
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上学记》读后感(七)：民国上学印象记
这本《何兆武》老人家口述的《上学记》，有非常多的生活细节，比如朋友聊天怎么说的、少年看过的书、大学课堂的情况。我也回过头去想自己上学期间的经历，似乎没有何老这么有意思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些老师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了。老人家的记性真挺好。
这本书很有意思，从民间个人的角度，对一些历史问题提供了多角度的看法，或者说是“有个人温度的历史”。有一些说的很好，我印象比较深：
1，西南交大搞得好，跟人事上没出大问题、相对和谐有较大关系。何老说：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清华、北大和南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出身，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是北大出身，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出身。彼此有“血缘”关系。第一次听说有西北联大，一年就散伙了。
2，民国时期好学校也非常难考，学生“卷”得也厉害，清华北大这些名校都要真本事，差不多也是“一考定终身”。20世纪30年代北大清华每年招生200人左右……光北京地区就有4000人想考北大，竞争压力不知道有没有今天大。当然，那时候能一直坚持读到高中成绩还不错的，家里条件肯定也挺好，必须要有固定的收入或者产业，骆驼祥子的孩子肯定是读不起。何老父亲是铁路。技术工人，月薪大概两百大洋，家庭经济条件算不错了。
3，西南交大的师资力量全国最好，招生相比今天兼职太少了，学风自由独立。43级数学系只有三人，物理系八九人。像陈寅恪、沈从文这种名家的专业课，有时候就两三个学生。当时转系很自由，基本上想上哪个系，只要基础课过了就行。上学期间全部免费，不用为学费生活费住宿费操心。当然抗战期间生活艰苦，住的是茅草屋，吃的也限量。但大家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坚信有一些光明的民主的未来。老师上课也很自由，讲什么、怎么讲由老师自己掌握。没有一定之规，没有标准答案，同一门课可以有大相径庭的讲法。学校不干涉。学生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凭兴趣爱好。
4，当时学生也不是死读书，非常关注外界，资源渠道也比较风度。图书馆利用非常方便，联大有个很大的杂志阅览室，国内外期刊有两三百种，美术音乐之类的也都有，外文的也有。之前我以为没有这些条件。英国在昆明领事馆的阅览室也可以随便进，还有茶喝。看电影非常方便，频率高，影片资源也与国际同步，比如里根给英国演员Eroll Flynn搭戏的《绝望的旅程》。比现在引进国际电影更方便。还可以听到许多名人的演讲，有些是世界级的。
5，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我深以为然。
6，如何看待政治，如何看到命运，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何老一生谨记父亲对政治“黑暗、肮脏”的判断，爱国、抗日是民族大义，除此之外尽量远离政治，也看到太多人因为参与政治不得善终，包括自己的姐姐妹妹、同学和好友。命运真是无法言说，有些人一直留在国内，反而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有些人直接去了美国，后来回来反而被视为座上宾。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或不幸，就看选择哪条路，但事先不可能洞悉。人间有时候就是不公平。斯人已去，何老坦然直言，也只是一家之言，兼听则明，没啥争的。
7，无事乱翻书，保持对生活的兴趣和求知欲。人生一世，需要寄托，不能全是为了名利。从中学开始，何老就爱跑图书馆，一次可以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借五本书，作为一周的精神食粮。看到这里我非常羡慕，中小学条件都很差没钱买书，也没有途径借书，都没听说过还有图书馆这回事。高中更没时间看闲书。爱读书，有书读，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一种高级的精神愉悦。读书不是搞宗教活动，只要得到一些启发，拓展一些见识，完全足够了。这里看到有一本A.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恋爱与牺牲），我也挺想去读一读。
8，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生活都挺苦的，不够吃的，老师和学生都发挥职业优势去给其它中小学代课，赚外快补贴家用。有时候苦中作乐，逛一逛茶馆，晒晒太阳，也挺有意思。这一点倒是和汪曾祺文章写的差不多。哦，何老还跟汪曾祺住一个大宿舍。
9，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争取，还是漫不经心，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名字一边写，一边就随流水消逝了。
想说的很多，越写越多，就这样吧。期待《上班记》发表。
《上学记》读后感(八)：《上学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5月28日答辩结束的欣喜之余刷到豆瓣和朋友圈的消息，有两位大先生——何兆武和章开沅相继离世，因此印象极为深刻。我并不认识两位先生，甚至从未听说过。在诸多怀念和介绍生平的文章中，留意到何兆武先生的一本《上学记》。
5月28日答辩结束的欣喜之余刷到豆瓣和朋友圈的消息，有两位大先生——何兆武和章开沅相继离世，因此印象极为深刻。我并不认识两位先生，甚至从未听说过。在诸多怀念和介绍生平的文章中，留意到何兆武先生的一本《上学记》。6月底在万圣书园门口看到排得整整齐齐的《上学记》，便买了一本带回家，当作是我在北京求学多年的告别纪念。正好应了书名《上学记》，但到我这里恐怕是“下学记”了。
这是一本口述史，回忆作者自己从出生的1921年到建国的1949年之间的求学经历，何兆武先生在北京长大，入师大附中，辗转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附中，后考入西南联大。书的封面上写着“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功成名就的专家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印象，呼之欲出。如本书的共同作者兼访谈者文靖女士所言，“看书如看人，你渴望什么，便看到什么。你执着于八卦，便看到八卦；你关注教育，便看到教育；你渴望心灵，便看到心灵。”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何先生记忆中杨振宁大才子高谈阔论的印象，吴晗“二房东”糟糕的收租印象，梅贻琦在大轰炸中的安步当车，冯友兰的工资够买一套四合院，好友王浩、郑林生、陈良壁，老师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温德等等。我也读到了先生对政治的距离感，无事乱翻书的闲散惬意，从土木到历史、哲学和外文的转换之间。
一、 祖上没有名人，姊妹兄弟皆入北大清华
何兆武1921年出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家中一共四个子女，他排行第三（实际可能有出入，资料中有时将“大姐”称为“二姐”）。上面有两位姐姐，底下一个妹妹。三个姐妹都是北大、清华出身。何先生自己中学时在北京读师大附中，后来辗转贵州至云南，入西南联大。《上学记》的第一章，便交代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祖上没有名人”。祖父在清末考取了秀才，科举废除之后在家乡兴办学校。家里人重视教育，父亲考取了湖南学校的矿工专业，又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下去了南京，跟随新政府，之后落地北京。但他在北京也不是马上做到飞黄腾达，成为达官显贵，而是作为技术工人，凭本事吃饭。每月工资一两百块左右，与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持平。何先生的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何先生本人，他一生远离政治派系，追求奥妙无穷的精神境界。
从书中可以推测：师大附中是很好的学校，但师范大学不是（我们经常调侃，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结论：幼儿园才是世界级的）。因为他说，“我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是女一中的，后来考上了北大经济系，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后来在北大学化学。所以我的印象一直就是‘将来我也得上北大或者清华’，没有想到别的选择。”就读师大附中期间，每年开学教务主任都会汇报成绩报告，报告有多少人考上北大、清华和南洋交大（上海交大）。连先生也觉得年轻时受了这种报告鼓吹的影响，“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上三个学校。”
由此看来，大学的分层和鄙视链久矣。难怪京城江湖里流传“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尽管一家四子皆入清华北大，世道并未对这一家人或者说那一辈人公平。他的三个姐妹，一个是地下党，一个被国民党抓起来关了一年，一个在抗战后去了延安。每个人的结局却是：一个疯掉，一个漂泊在外，一个自杀。这样的个体轨迹，也发生在许多他的同辈人身上。或许说明了时代之下的个人命运，尤其是跟他有着相同求学经历的人。
他们这些人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书中用一个形象的类比来总结——“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因为新中国后的一代代人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然而，他们也并不完全是传统的“旧人”，他们是成长于五四新文化之下，学习白话文，学习德先生与赛先生，学习西方的传统。他们既不同于穿大褂长衫、旧学根基极好的传统式旧人，也不同于红旗下的后代新人。在北京上学时，尤其是师大附中，课本大多都是参照美国模式，甚至连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在长沙入中央大学附中求学时，对当地同学用毛笔写字甚为差异和不适。再后来入了西南联大，老师的课程教学也都是英文居多。
解放后，他们生长在“白旗下”的一代人，为了适应新时代和新社会，很多人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思想，批判旧我。
二、 乱世求学下的幸福读书
乱世波折——这通常是我们从历史上感受到的时代特征。比如在老舍的《茶馆》，观众自是可以通过茶馆的小社会瞥见三教九流之人的行为举止，感受兵荒马乱和世态炎凉。但在某一些阶层那里，我们似乎又能瞥见另一番景象，知识分子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无比惬意，无比自由。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是一份前所未有的体面工作，名教授的收入令人艳羡。大约是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代了。何先生在书中指出，抗日战争以前的生活，大中小学教师收入的水平。
何先生坦荡地承认自己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算是中等家庭，但并不十分宽裕。最重要的是，生长在北京，读书的条件十分优越。此处有一段读来细节感扑面而来，仿佛我也在周六下午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趟民国的北图借书。
何先生在书中关于自己“无事乱翻书”的总结也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说，“但是（自己）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P28）
他小学时喜欢看《三侠五义》《水浒传》《江湖奇侠传》这类武侠小说，中学时开慧后爱读梁启超、徐志摩和鲁迅，对顾颉刚的文章感到大开眼界，欣赏朱光潜与青年对谈系列的文章。不喜欢巴金和矛盾的书。也是在这一时期，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用自己话写的译著，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的性质》，感受大科学家信仰上帝或大自然的世界观。读丰子恺，听古典音乐，感受美得“灵魂都上了天”和“三月不知肉味”。欣赏最新潮的外国电影，读英文版的莎士比亚，读不同意识形态的报纸杂志……
这些都是他和滋养他的北京、师大附中所带给他的美好体验。不仅读书的精神生活很美好，身体的体验也很美好。那时在师大附中求学，每个月生活费十块钱左右，一日三餐吃细粮不吃粗粮，吃到饱、不限量。“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可是觉得反正是白吃，所以就敞开了肚皮吃”。到了抗战后，日子就没有这么好了。
乱世中能有这样美好的读书求学体验，实在令人大开眼界。大概也是这样积淀下的“无事乱翻书”，养成了他自由散漫的作风，大学跨四个系，不断求索。而今我们的中学生在读些什么书呢？他们过着怎样的中学生活呢？恐怕大多数还是读教科书规定范围内的东西，努力积累作文素材，为提升理科思维和成绩不断刷题。当然也有人更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但毕竟是少数，与家庭资本密切相关。
三、 西南联大的自由散漫教学
关于西南联大的美名和想象诸多，至今我的了解都不多。书中用“迁徙的城堡”来形容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是一段有苦有甜的时光。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南开只占十分之一，其余由清北两校分摊，梅贻琦担任实际上的校长兼教务长。学校一共五个学院，工学院主要是清华的，文理法三个学院三校兼有。师范学院相对特殊，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课程和师资也有所不同。
学校地方小，学生人数也少。据何先生回忆，工学院总共不过四五百人，文理法三院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有的系招生人数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比如哲学系一年只有两三个人，经济系多至四五十人。由于校舍小，师生经常见面，即便是没有上过课的老师，相互之间也很熟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抗战中的联大虽然地方小、条件差，但实验课器材很先进，仪器都是国外的，对昂贵原材料的使用也不含糊。日子虽艰，学生上学、吃住都不要钱。
在教学方面，西南联大的教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部交给教师自己把握。比如，钱穆和雷海宗对《中国通史》开平行班，各有各的理论体系。讲课进度也由教师自己把握，比如冯友兰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半年只讲到周易。许多老师都不能如课程名称一样讲完规定的内容，到期末只讲一半或者更少，剩下的只能鼓励学生自己去看。当然，也有正儿八经按照教科书讲课的老师，讲求系统性和逻辑性，演讲稿整理出来便是一篇条理清晰的文章。
课堂并非教师权威，有学生提出质疑和讨论。比如金岳霖先生和周培源先生的课堂上就是出现过激烈的辩论。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提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但想必一些教师的课堂是符应这个模式的。
从学生角度而言，不喜欢就翘课，为了凑学分选“水课”，为了喜欢的课旁听，这些行动与今天毫无二致。何先生坦言当时在历史系，他不喜欢姚从吾先生的必修课。因为大家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课不怎么样。姚先生倒也好，从不点名，大家考试突击准备一下就过去了。不曾料想几十年后，姚先生成为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培养了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同样讲课不怎样的，还有外文系的卞之琳先生，因为他口音非常之重。年轻时当学生，大家都喜欢口齿清晰、讲课生动的老师，但何兆武先生后来多次反思强调，“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P125）以言取人和以貌取人是多么的不可靠（P120）。
这或许说明：教学、科研和学识，都是不同层次上的事情。再有，当时的大先生，很多人都没有写过大文章，但大家都很认可他们，比如张奚若、吴之椿、沈有鼎。按照今天的学术界标准，他们肯定得被刷下去。
在整体校园文化自由下，师生胡扯、骂人或者高谈阔论批判，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批判胡适，“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再比如刘文典在课堂上嘲讽沈从文，“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何先生还曾路遇杨振宁和黄昆两位大才子在茶馆里聊天，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把手一摆，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是老糊涂了吧。”
何先生就非常愿意听这些教科书上看不到的“知识”。他还总结说，“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P123） 我想，这大概是历史学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吧。
话说回来，何文典本人也是个有特色的老师，保持着旧文人放浪形骸的风气，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一堂”。更敏感的是，他还喜欢抽鸦片烟。试问这样的老师，能走入当前的大学课堂吗？——不能。他还有个传闻，身为名流去见蒋介石，穿着却相当不得体。蒋介石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也问，“你就是蒋介石吗？”由此对话下了次大狱。
总体而言，当时的校园自由散漫。师生都可以畅所欲言，无论是课堂上的批判、骂人，大家都是能包容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即使观点不一样，各自仍然能是好同学、好朋友。但放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公私的界限越来越敏感，学生恐怕不太能听到教师在课堂上真切地发牢骚。教师即使发了些牢骚，骂了几句，也得担心不合时宜，可能会被人举报。
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何先生说那个时候很多同学都是背井离乡，又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也极少，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求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学术自由之于西南联大的人才成就，无需多言。
四、 为人为学：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
何先生大学读了四个专业。今天看起来能人异士之举的转专业，在当时不是特别有阻挠的事情。最初受丰子恺介绍西洋建筑书目的影响，报考了土木；后来寄希望于从历史中找出关于人类命运的答案。寻了一阵子发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于是研究生转到哲学。又在在肺病的排遣下爱上了文学，尤其是雪莱、拜伦和济慈的诗歌，便在诗歌的美学体验中，转去了外文。
每次的转换，大概都因为兴趣和自身局限所致。何先生说，
本书的共同作者文靖女士总结，“何先生看重美，真正打动他的、一辈子都神往不已的，是对美的追求。”这种对美的追求，也表现在他自谦自己一生没有作出什么成绩，表现在他自由散漫、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上。《上学记》提及抗日战争爆发他从北京失学回到湖南老家，有一段从岳阳到长沙一百多公里的路，火车两个小时，他们需要逆水行舟坐船去，结果走了五天。这段旅行给予他一个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是进步？我们一般人看来五天才能走完两小时的路程，但在何先生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享受过几次。”他发出感慨，“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走”。
十几年前，清华和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提出分给先生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却被他婉言拒绝，“年纪大了，嫌麻烦”。清华大学曾在2001年为先生组织他的寿辰庆祝会，何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教授去接他，却吃了个闭门羹，成了一场主角缺席的庆祝会。因为何先生一直坚持，自己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
何先生欣赏诗人丁尼生（Tennyson）诗歌中的人生观，“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人生快走到尽头，跨过人生的界限、驶离此岸的港湾，就可以见到我的上帝（舵手）。
他对英年早逝的济慈的墓志铭也极为喜欢，“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人生一世，不过把名字写在水上。正所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水比尘和沙更彻底，一边写一边就消失了。
文靖女士也以此结语，“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就随流水消逝了”。我想，先生在《上学记》的扉页表达的态度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