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受苦
引导语：选择受苦并不意味者甘愿平庸，苦有苦中的乐趣和志向
我20岁那年，是一个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旁听。
我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元（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和自己攒钱买的几本电影方面的书，开始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北京电影学院旁的招待所里，一个床位每个月要450元。
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拉片室，拉一部电影要6个小时，一个小时3元，总共要18元。学校最便宜的盖浇饭六七元一份，为了拉片，我把一份盖浇饭分成两顿吃，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
在旁听的第一年里，我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不让复印的就手抄，我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在旁听的第二年里，老师介绍我写一部电视剧，30集。现在，我可以坦然承认，那真是一部很烂的电视剧，但在那时候，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所有我写过的作品，都是我珍贵的机会，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这个行业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
A级的导演找A级的编剧。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A级的导演怎么会用你？D级并不可耻，积攒几部，我就是C级，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摩羯座的我从来不相信侥幸，只相信努力。
对于每一个机会，我都不轻视，每一部片子都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才能，花费最大的心血而写的。因为我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就是眼下这一次。
真的很苦。一天写两万字，一大早制片人就打电话劈头盖脸地骂一通，片子被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没有网，写完了去网吧传，在网吧查资料，手抄下来再回去写。浑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缓解一会儿，继续写。有时压力太大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哭，站在三环天桥上，外面下着雪，哭完了，回去再继续写。真的是硬生生写出来的。
编剧这一行，会写都是其次，能写、爱写才是第一位的。
后来我写过一个主旋律题材的剧本。一个部队的老编剧说，他们写剧本，按照那些条条框框修修改改的次数数不胜数，怎么办？“谁叫你爱写呢？谁叫你爱这个呢？”说得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是啊，谁叫你爱这个呢？我并不是总能接到剧本，但是总得生活啊，于是我给时尚杂志写文章写了好多年，采访明星。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数，要命的是几家杂志一起约稿，几天之后，一起截稿，压力大得不可思议。内心的理想和现实的工作有很大冲突，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总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觉得自己快写废了。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手心肿胀，有平常的两倍厚。(感人亲情日志 www.moths.com.cn)
刚出道时，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挣扎，但是很认真、很较劲。明星采访、娱乐专题、山东快书、企业改革……我接的每一单工作，我都尽全力去做。
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2006年，考研第3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2007年，我写了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2008年，我写了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2009年，我和彭浩翔导演合作，写了《撒娇女人最好命》；2010年，我写了舞剧《金瓶梅》；2011年，我写了话剧《北京我爱你》；2012年，我和张一白导演合作；2013年，我和关锦鹏导演、林育贤导演合作。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但是从写作到做人，我学到了很多。
来到北京时，我20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10年后，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做着我想做的事，虽然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都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时，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早几年我回家发现，老家的很多同学过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他们很容易就进了本地最好的单位，刚工作，家里就帮他们买了房、买了车；结了婚，平时回家吃饭，孩子交给爸妈带，自己挣的钱就是纯积蓄；放假出国，平时淘宝，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个档次。
也许，我选择了这条路，有时真的很难满足父母最简单的期待，当然我会因此而内疚、难过、自责。但是，我喜欢在北京，做这份工作，做我自己。
爱一个人，是爱和他在一起的自己。
爱一座城市，也是爱在其中生活的自己。
我爱北京，不如说，我爱在北京生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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