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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
严振分别查了灌酒的人，但人数众多，有些去了其他城市，有些人不承认。
这事查起来太艰难了。
直到有了一个新的线索，是同行的一个伴郎说：“我好像看到有人往杯里加了东西。”
严振惊喜不已：“是谁？”
“他叫刘明。”
等严振找过去时，却得知刘明早在三个月前就醉酒掉进河里死了。
线索就这样断了。
但他心中有一种预感，或许，那杯酒是刘明用来对付张苇然的。
却被自己给喝了。
他不由得苦笑：“若真是这样，从始至终，张苇然才是受害者。”
而他们全是加害者。
这个可能的真相令严振沉重不已，愧疚的情绪像是藤蔓一样蔓延。
每天严振都会去张苇然的房间待一段时间。
同张苇然还在时一样，坐在她坐的凳子上，透过青绿色的木窗，静静看着银杏树叶随风飘扬。
好像坐在这里，就如同张苇然还在一样。
但渐渐地，严振感觉越来越孤独，这个房间他也不敢再进来了。2
只要一进来，他的负罪感，孤寂感就会愈发强烈。
在这种情绪下，严振只想逃离，所以在上级给了外派的指标时，他毫不犹豫就去了。
……
三年后。
1985年，米国大使馆。
严振坐在办公室内，阳光从玻璃映进来，照在他处理着事务的身躯上。
这时，一个随员神色匆匆赶来。
他急忙禀报：“严参赞，华人街在十分钟前发生了大规模的氢气气球爆炸，导致我国数名公民受伤了。”
重大国际事件。
严振“蹭”地一下站起来，拧紧眉，沉声问道：“有人死亡吗？”
“医院暂时还未宣布，现在都拉去抢救了。”
得到答复，严振立马做出决定：“走，去医院！”
说着，他大步跨了出去。
很快，轿车行驶到了医院。
走廊上，到处是被炸伤的伤员，“哎呦”的叫着，而医务工作者明显不足。
严振的眉间皱的更深了，他对身后跟随的随员说道：“你去统计我国伤员人数，派人安抚群众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如果有记者来报道，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随员领命后，立马开始落实下去。
有条不紊地处理后，随员传来了一些好消息：“参赞，这个医院我国受伤人数24人，全部是轻伤，没有人员死亡，还有一些在其他医院，已经有人去处理了。”
严振总算松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一些记者扛着摄像机，夹着话筒来到了急救室。
看着他们试图去采访伤员。
严振摇了摇头，正打算去阻止，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不好意思，他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
轰地一声。
像是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响，严振骤然望去，一个黑发的国人站在那儿。
但她的面前拦着记者，严振看不清她的脸。
严振一步一步靠近，那人的眉眼也一点点地出现。
弯弯的柳眉，标准的瓜子脸，那一双原本如同死水的眼睛，此刻却是明澈温和的，而眼底则是不容置疑的拒绝。
严振瞳孔一缩。
那是——
一张和张苇然一模一样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