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人影评（一）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热开始暗流汹涌起来。最早出国的包括两部分人，第一是公派出国留学进修的科学家、学者、研究人员和教授；第二是一些有海外关系的普通百姓，他们大多是靠海外亲友提供经济担保，然后以继承财产或是自费留学的名目跨出了国门。当时中国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与海外差距极大。文革时期，国门紧锁，老百姓对老外怎么过日子毫无所知，自然能够安贫若素，胸无旁骛。可一旦国门洞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诱惑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蜂拥到人们面前。

很多人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痛苦和委屈，难免对国家有些怨言，一旦走出国门，便不愿意再回头。对此，邓爷爷曾大声疾呼，要正确对待历史遗留问题，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可有人不是这个问题，他们纯粹是难敌物的诱惑，觉得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举例说吧，上海有个女演员（恕我不便透露姓名），人长得漂亮，戏演得也不错，原本有机会大红大紫，可自己偏偏不争气，跑到涉外宾馆与老外睡觉，让公安逮了个正着。不但弄得自己身败名裂，还让社会舆论对那些通过种种途径与老外打交道的人产生了误解。

于是，在正统舆论中，海外关系与出国热便被与是否爱国的政治倾向扯到了一起。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以此来勉励那些有机会放眼向洋的人们，不要忘了身后贫穷落后的祖国！这个大概就是张贤亮写小说《灵与肉》的历史背景之一。上影的文学编辑看了这部小说，联想到《天云山传奇》的空前成功，便决意说服张贤亮对小说进行电影改编。

没想到张贤亮死也不肯，他对编辑说，你们可以找人来改，我没意见。可我决不改自己的作品。没办法，上影只好求助于河南著名作家李准。李准是爽快人，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他来到上海，住在上影招待所里。谢晋来看老朋友，久不见面，两人少不了推杯换盏喝个痛快。一南一北两人都是大嗓门，性格豪爽外向，酒过三巡，兴致盎然，动静也就不知不觉大了起来。服务员被他俩的惊天动地给吓坏了，以为他们喝多了打起架来。

李准这边写着，谢晋那边开始选演员。八一厂的朱时茂不知道怎么得到了消息，便写信给谢晋毛遂自荐，谢晋调出老茂演过的片子一看，觉得演技卖相都过得去，就拍板用他了。对于女演员，谢晋有点发愁。剧情提示说，李秀芝刚刚逃荒到敕勒川的时候，只有16、7岁，还未成年，而上影自己的演员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太过洋气，不适合演这个一身土疙瘩气的川妹子。考虑到这一点，谢晋决定这次启用新人。

他们来到中戏表演班，让所有学生都来做小品。年纪轻轻的丛珊刚一出场，便被谢晋收入法眼。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看中丛珊的演技，而是看中了她的眼神。那时候丛珊年纪尚小，见了生人眼里总有一丝躲不过的羞涩和惶恐，显得无比青涩和单纯。大概这就是谢晋心目中李秀芝应该有的神态吧。进入剧组以后，有一场与朱时茂亲热的戏，谢晋要求丛珊把头扎到朱时茂怀里，撒娇地蹭上几下。可排练时丛珊怎么演也不到位，几次下来，老爷子不高兴了，冲着丛珊大发雷霆：“怎么搞的，这么简单的动作也做不来？”。小丫头片子当场就给吓哭了，指着朱时茂的前胸呜呜地狡辩说：“他那里有好多毛！”

影片开机在即，没想到又遇到了麻烦。据说上海电影局有位主要领导对这个题材持有非议，不同意开拍这部表现“老右”的影片。有一天，上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到北京电影局开会，碰到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陈好意对丁一说：“听说你们又要拍一部右派的片子？《天云山》的苦头还没吃够啊？上面领导不喜欢这种题材，你们还是要加小心！”丁一一时被说得六神无主，只好赶回上海来商量对策。陈的话，到底算是对影片的正式意见，还是随口说说？如果是前者，陈并没看过剧本，按规定，没看过剧本是不能随便发表意见的。那就是后者？

为了慎重起见，徐桑楚老厂长让时任上影总技师的韩尚义给陈荒煤打电话探探口风。结果没找到陈，只给陈的秘书留了口信。意思是，如果陈对影片有进一步指示，可直接电话通知上影；如果没有电话来，就视为同意拍摄，剧组就不再请示。结果等了一个礼拜，陈并无电话打来。于是，厂里决定，按时开机。

剧组一班人马奔赴宁夏，来到祁连山下的外景地山丹军马场。转眼一个月过去，一切顺利，人们悬起的心慢慢落了地。可天有不测风云，剧组这边拍摄正在快马加鞭，上海总部却忽然后院起火。前面说的上海电影局那位领导，见上影不顾他的反对，执意开机拍摄，心里有气，便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说上影不顾文化部领导意见，坚持拍摄右派电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昕看了报告后没有表态，说这个事情你们电影系统自己看着办，市里面不便过问。

听了这话，电影局那位领导开始有持无恐起来，勒令丁一代表上影到电影局做检讨。丁一抗命不从，说现在是厂长负责制，开不开拍我这个党委书记说了又不算，干嘛让我来顶这个缸？双方僵持不下。消息传开，剧组创作人员的家属先乱了阵脚，纷纷发电报到宁夏外景地，让剧组里的家人多加小心。这种情况下，剧组自然乱了方寸，一时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那还有心思拍电影。谢晋控制不住，只好叫了暂停。

上海这边正是激战尤酣的时候。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老厂长徐桑楚，立马出来收拾残局。他约了张骏祥、丁一和其他几个厂领导，到市委向陈昕做申诉。陈昕说，你们什么意见？几人一致表示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往下拍。陈昕回答：“既然你们定了，那就拍吧。”厂长还是放心不下，继续请示说，部长是不是看一下剧本？陈昕也没反对，让他们留下剧本，回家去等消息。

就这样过了三天，到第三天晚上，陈昕一个电话打到徐桑楚家里，干净利落嘎嘣脆，就一句话：“剧本看过了，很好，拍吧！”事后徐桑楚才被告知，剧本最后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手上，汪领导看完剧本，给予了肯定。这才给徐桑楚一行吃了定心丸，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宁夏外景地，将市领导对剧本的态度向剧组人员做了传达。原本以为剧组人员会很高兴，可折腾了半天，谢晋他们连高兴的劲儿也没有了。谢晋愤愤地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这种政治过敏症才能算是一个头？听到一点风声，自己就议论纷纷，先乱了阵脚，这种风气再继续下去怎么得了！

影片拍摄完成后，为了保险起见，徐桑楚厂长特意从上海市委请了四百多位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审片。上到市委书记、市长、下到部长、处长，把个锦江小礼堂塞得满满当当。影片放映完后，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全场忽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坐在中间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激动得高声大喊道：“好戏啊！真是一部好戏！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戏了！”宣传部一位干部兴奋地拉着徐桑楚说：“这个片子一定要报今年的金鸡百花奖，肯定能把大奖拿回来！”

后来，老厂长跟谢晋一商量，决定今年还是先不报了。因为上影已经报上去的《喜盈门》正是82年金鸡百花的得奖大热门，《牧马人》再上去，怕出现上影作品自相残杀的局面。事实证明，当时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年百花奖最佳影片正是《喜盈门》。而《牧马人》推迟了一年申报，也夺得1983年百花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男配角两个重量级奖项。

牧马人影评（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影片《牧马人》并不是所谓的鸿篇巨制，但那低沉的吟诵声却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

影片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去美国、落实华侨政策后回国的父亲许景由与在阶级斗争中长大并由于家庭出身划为右派，发配祁连山成为牧马人，最后落实政策成为牧场小学教师的儿子许灵均在北京相遇后，这两代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的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人生观、爱情观、道德观。父亲许景由希望儿子跟他去美国继承他的事业，以弥补自己当初弃子离妻的内疚，许灵均却深爱着自己的妻儿，也不愿离开同甘共苦的牧场人，最后放弃跟父亲去美国的机会，毅然回到他热爱的学校和牧场，与自己的患难妻子秀芝和可爱的儿子过上拨乱反正后的平静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时代变迁，当年的动荡早已不复，但是那典型的家国情怀，对祖国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爱，对生活的爱依然可以穿透时空，震慑我们的心灵。

影片的诸多情节简单干净，却流露出人性中最简单的美好：许灵均患难之时村民真诚的帮助，令他能逆境自持，自强不息；秀芝与灵均相濡以沫，不因任何环境而改变；灵均对自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被错打成“右派”依然相信祖国相信党，从未绝望。故事的每一处细节都直击内心深处，即便是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光辉仍能令人温暖。

时代变迁，今日的中国越发强大和民主，然而人性也不再如此纯净，过多的欲望，蒙蔽了许多人的心和眼。作为一名消防战士，坚定信念，认清使命，才能真正做到“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竭诚奉献”。我们深爱着这世世代代哺育着我们的神州大地，深爱着保护我们安宁生活的强大祖国，深爱着华夏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这份爱将激励先辈、激励我们，也将激励后世的每一个人，无畏艰难险阻、同舟共济、勇往直前。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愿祖国繁荣昌盛，愿同胞再无苦难，愿灵均的赤子之心永存华夏！

牧马人影评（三）

毛概课上老师让我们看了《牧马人》这部电影。这是一部30年前的电影，可是当我们认真地去看时，却发现现在去看那个时候的电影，依然能够被吸引住，能够从中找到共通点。看电影是，我们有过放声大笑，当然也有过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或许正如老师所说的，剥去了时代所赋予的一些表象之后，电影所传达出的本质的东西，如人们的真善美，希望，坚强，爱等等这些东西，是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的，不管什么时候看，都会被打动。或许我们现在从电影的某些表现形式上来看，会觉得很奇怪甚至好笑，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成功的，它确确实实有它出色的地方。

先来说一下情节，《牧马人》讲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年轻人许灵均因为家庭出生不好，有位有钱的在美国的爸爸而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在那里认识了农村姑娘李秀芝喜结良缘。30年过去了，他的父亲许景由为没尽父责，深感内疚，他回到中国，决心把儿子带回美国，继承遗产。许灵均于是向父亲倾诉自己的坎坷经历：他被打成“右派”，来到牧场劳动。那时，他感到孤独、绝望，曾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还是活下来了。他解除劳教后，留在牧场放牧，周围的人都给他送来关怀。十年动乱中，牧民想方设法保护他免遭横祸。在他们之中，他找到了温暖和希望，找到了勇气和力量。后来，从四川逃荒到牧场的姑娘李秀芝被牧民带到许灵均的小破屋里让他们结婚。秀芝不嫌许灵均是“右派”，许灵均感激秀芝对他的信任。不久，他们又有了儿子清清，为这个幸福的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欢乐。粉碎“四人帮”后，许灵均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他又走上讲台，把知识奉献给牧场的后代。他想起妻与子，周围的百姓，决定留在祖国不去美国，因为这里有他的亲情、他的爱、他的根。

许景由不再勉强儿子跟他走了。送走了父亲，许灵均又踏上了他用汗水浸过的土地，又回到患难与共的亲友中间，回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身边。

看完后，仔细想一下，发觉能从这部电影中引发出的思考真的有很多。

第一是许灵均的坚强意志。本来是一个无辜的人，却硬生生的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在生活受尽了苦难，也受尽了很多人的冷眼，就连小孩子都叫其老右，我看到这里觉得特别的心酸。这换做是我或者是其他人应该都受不了，因此他也想到过要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生存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生活是有希望的，他相信总有一天是能见到阳光的，他坚信自己只要要紧牙关就能坚持过去，因此他选择或下去，独自忍受，坚强活下去。这真的不得不令我佩服！

第二，是许灵均的爱国主义。电影中，许灵均拒绝了出国，选择了回到大草原。其实我相信许灵均朴素的情感，我知道现实中真的有这种舍身取义的人。我相信许灵均那种回报草原的真诚。美国在那时就是先进，富裕的代名词吧，而祖国那时相对是很贫穷的，出去外国可以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但他却相信祖国正在走上坡路，相信祖国一定可以变的繁荣富强起来，而且他也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与祖国人民一起去建设祖国，这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

第三是牧民的质朴和热情。许灵均是以“右派”的身份送到敕勒川“劳教”的，那时，他感到孤独、绝望，差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解除“劳教”后他无家可归，被留在牧场放牧。老牧民董大爷给他钉上门帘挡风，董大娘给他送去热腾腾的面条，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吃饱饭，不想家，住到一起就和一家人一样”。为了能让他留下牧马而不至于被送去学习班报道，大家齐心协力、想方设法保护他。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组建了家庭。那一堆粮票、两袋米还有每家五毛钱的份子钱。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那份时代，那样的条件下，可能是大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一点点积蓄慷慨、热情的帮助他。

善良质朴热情的牧民温暖了他的心，在他们当中，他找到了亲情，找到了温暖和希望。我想许灵均没有去美国原因不仅仅是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妻子说的那样“你舍不得学校的孩子，舍不得这里的热情的乡亲”。

第四是许灵均在逆境中的坚持学习的态度。从电影中可以知道，许灵均尽管被打为右派，但是他一直坚持努力的学习，劳动改造时也看很多很多的书，或许他这样有两个原因吧。一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为了让自己能过度过艰难的生活因而寻求精神上的升华。二是为了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可以做出贡献，后来他之所以能做老师也正因为他平时坚持读书的原因，让他可以为了下一代而努力。

第五是许灵均和李秀芝的真挚的爱情。(www.wolizhi.com)这两个人的结合奇特、偶然，甚至有些荒唐、可笑。男方一穷二白，除了一件破屋之外一无所有。女方流落他乡、无处安身，只想找到一个栖息地……虽然他们的结合荒唐、将就，但他们的感情忠诚、牢固。许灵均认为自己是“右派”，有比女方大十五岁，就拉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四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要送李秀芝回家。可李秀芝认定了他，坚决的留了下来。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没有恋爱，直接结婚生子，李秀芝的善良、勤劳让许灵均感动。彼此就这样相扶的走完一生。

许灵均的父亲说，“婚姻本身是一种条约和义务，不管有没有感情，都要把感情守候到底”。而在许灵均夫妇的眼里感情就是信任对方，真诚守候一辈子。许灵均说，“在我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好像彼此等待多年了，我们之间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李秀芝也说，“他就是当上了官，我也不稀罕；再放二十年马，我也不嫌弃，我把心交给他了”。

现在社会爱情观可能很少是这么纯洁的了，现在变得很现实，没房、没车、是结不了婚的，没钱是见不到丈母娘的。这部影片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那份天然的、真诚的感情埋藏的太久了，我们应该拿出这颗心去面对生活，面对生命。

第六是它传递出的价值观。许灵均的父亲在美国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回国本想让儿子出国继承财产，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当他听到了许灵均讲述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后看到儿子有那么丰富的精神生活，反而羡慕起来，感到自己的物质生活虽然十分优裕，但并不幸福。因此不得不感伤地承认：“在财产上，我是富翁；在感情上我却一贫如洗，准确地说，是个乞丐”。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由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确定的；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代人心中的价值观，幸福观会有怎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