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
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一)
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春秋五霸”之一,齐宣王问“桓文之事”的目的在于和孟子探讨称霸天下的办法,而孟子如果直接回答了,就必然会使话题与自己“行王道”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说服齐王的意图便绝难实现了。所以,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臣未之闻也”这样的话推掉了。这不是有意说谎,而是采用了避实就虚的战术,他在设法给自己将要讲的内容铺设道路——后文便用“无以,则王乎”的问题,抓住齐宣王的关注点,化被动为主动,引导着齐宣王步步走向自己的理想王国了。
诗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齐宣王说这是“夫子之谓也”,“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看来齐宣王对孟子比较信服了,那么,孟子是怎么达到这种效果的?
孟子知道,齐宣王看似饶有兴趣地问自己:“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是想“王”天下,而且根本没有“保民”的行动甚至想法。但是,孟子为了能使谈话进行下去,达到自己的游说目的,便利用齐宣王“以羊易牛”这件小事中其“吾不忍其觳觫”的说法来大做文章,说这种“不忍之心”也就是仁爱的表现,这无疑是给齐宣王歌-功-颂-德,于是轻易地博得了对方的欢心,大大缩短了彼此的思想距离。齐宣王本来因为事情并不光彩还在自嘲,经孟子这样一解释,当然不由得连连对他称赞,把孟子看成知心人了。
孟子精心劝导齐宣王“推恩”于民,“恩”即恩情,“推”就是推广,所谓“推恩”就是推广自己的恩情。按照孟子前面的论述,“推恩”的基础是国君具有“不忍之心”;“推恩”的做法就是以国君的“仁心”为起点,使其发扬、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两句表明“推恩”的方式是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推恩”的最终目的是团结自己的民众,进而“王天下”。
孟子政治理论里面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孟子描绘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道德高尚,既恬静又和-谐,带有浪漫色彩的小农经济社会。首先这个社会的核心人物——国君有仁爱之心,且能“推恩”于百姓;其次,国家有凝聚力,有吸引力,仕者、耕者欲至,商者、行者欲来,天下“疾其君者”欲归附于之;再次,国家人民生活富足,百姓有恒产,足温饱,知孝悌,懂礼节,不仅自己的家中安乐和睦,而且所有的人充满爱心,整个社会不再有受难之人。总之,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齐桓晋文之事》篇承载的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种民本思想意识的体现,是对百姓的现实关怀。当今社会中,很容易看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比如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高人口素质,甚至包括反对战争、保护生态环境等。
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二)
本文是孟子向齐宣王宣扬自己的王道理论,是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开始,齐宣王 向他打听齐桓、晋文之事,实际上就是想得到“称霸”天下的方法。孟子巧妙地把“霸道”的话题引到“王道”上来,鲜明地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观点。然后就围绕着这个论点,引类譬喻,例举事实,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行仁政,才能服天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缘木而求鱼”。
同时,孟子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就是使人民有“恒产”,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安居乐业。要使百姓“不饥不寒”。这表明孟子讲的仁政有着经国利民的实在内容。在艺术特点上,善于辩论是《孟子》的一大特色。《孟子》的辩论娴熟地运用了逻辑推理(如类比推理)的方法,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巧妙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之中,从而使对方心悦诚服。
善于运用比喻、寓言等方式是孟子散文的又一大特色,他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去说明抽象的道理,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本文“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术而求鱼”,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去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孟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排比、叠句等修辞手法,使其文形成气势磅礴、畅达雄辩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也与其个人的人格修养有密切的关系,如他自己所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语言上,孟子散文明白晓畅,简洁凝练,不事辞藻,对后世文章语言影响很大。
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三)
《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记录。它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孟子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充分表现出孟子文章的曲折尽情、气盛言和的特色,洋溢着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美。而这沉雄豪宕的气势,又得力于文章论证过程中富于的逻辑力量。
孟子早知道齐宣王素有图霸之大欲,而无行王政之志向。因此,当齐宣王一提出“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发问,就直截了当地摆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中心观点,然后从“王道可为”和“王道何为”两个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严密的论证技巧。
首先,作者从“王道可为”入手,用以羊易牛的故事,推演出齐宣王有“不忍”之心。虽然齐宣王的所谓“不忍”,仅仅限于禽兽,仅仅限于“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孟子还是先予以了肯定,借此说明齐宣王有行仁政的条件。紧接着孟子引譬取喻,以“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引出“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委婉而直率地指出了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错误。从而推出了第一个分论点:“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既而,再次引譬取喻,论说“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区别。“挟太山以超北海”谓之“不能”;而不愿“为长者折枝”是“不为”。进而又引征经典:“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分析“推恩”的意义:“足以保四海”。同时,指出“不推恩”的恶果:“无以保妻子”。这样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层层进逼,渐次张开论证的逻辑之网。
其次,作者又以选言推理,逼出齐宣王的“大欲”:或“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或“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在否定了这些选言肢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肯定了后一个选言肢:“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然后,作者又设喻类比,提出了第二个分论点:“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同时进一层指出,齐宣王如一意孤行,“尽心力而为之,必有后灾”,这就彻底打破了齐宣王霸道的幻想。在此基础上,(www.wolizhi.com)作者又以一组假言判断:“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推出“发政施仁”,天下无敌的光辉前景。假言判断的真实性不决定于判断中所说的事实是否存在,而决定于是否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里的因果联系作者已在前面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所以它就有了很强的说服力,也促使齐宣王心动:“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
至此,作者充分抓住有利的战机,再从“王道何为”一方进行论述,提出“制民之产”的仁政主张,并且具体阐述了如何“养民”和“教民”。作者先言其制,后誉其利,王道之美,溢于言表。无论是“养民”,还是“教民”,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保民”。如此又回扣了前文,极巧妙地完成了对全文中心观点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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