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全2册）读后感精选
《南明史（全2册）》是一本由顾诚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9.90，页数：10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明史（全2册）》读后感(一)：史可法和阎应元
顾诚先生此书最震惊我的一点就是对史可法的评价，顾诚先生非常看不上史可法这等忠臣，第五章第二节的标题干脆写成了《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南窜这样的字眼居然用到了忠臣头上。
这里面有争论，许多人都反驳过顾诚先生的这个观点，例如李洁非的《野哭》，认为顾诚先生对史可法求全责备了。
不过细想想，史可法作为兵部尚书，好像他为人值得称道的只有一点：死社稷。（）
他能在当时投降成风的风潮中宁死不屈，让满清看到汉人也并非都是洪承畴吴三桂，彰显了我们的风骨，冲这一点就可以英烈千秋。（顾诚先生原话：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
但顾诚先生意不在此，顾诚先生认为他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倘若只是一死，那太简单了。
作为兵部尚书的他不能只是这么一死这么简单吧？我们可以做一个无聊的假设，倘若他揽拥立之功，在朝中握有大权，固然四镇跋扈，但这时候要调和起来就更容易一些，左良玉也不会南下内讧，江北的兵力也不会撤回。 然而我们更要看到，在清兵所到之处，宁死不屈的不光只有史可法，还有守了八十多天的江阴城，全城百姓宁死不屈还有那个”死则死矣“的书吏，还有夏完淳等等。尤其是阎应元作为一个典史他能够带领一城百姓守了八十一天，最后据说见了满清贝勒绝不下跪，被刺膝盖也不跪，这民族气节应该称为”文忠“。
（顾诚先生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
但清朝的皇帝们不会表扬阎应元，他们只表扬史可法，因为这种忠诚的符号树立一个就行了，用他来打打洪承畴的脸就行了。
《南明史（全2册）》读后感(二)：愿人间好
顾诚老先生的这本《南明史》是其前作《明末农民战争史》姐妹篇，可以说单就这两部巨作就已经奠定顾诚先生其在明清史界不可撼动的地位。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不好写，无论是因为资料的真假难辨，还是民族意识形态问题等都导致这段历史一直有些模棱两可，但无论从何角度来讲，历史都不能容许糊弄，所以顾诚先生埋首旧纸堆，八年磨一剑，非常值得我们倾佩。更别说写南明史能如此清晰且深入，在严肃考据的基础上文笔却又如此简洁流畅，当然一些引用文字顾诚先生考虑尽可能还原本来味道，都是直接引用的原文，却也依旧不会太生涩，非常适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反复去读，反复研究。
先从整体来说，个人感觉这本《南明史》写的既冷静克制却又火热。冷静克制方面，顾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每一个观点每一句史话都有大量文献出处加以佐证，对那些历史人物既不过分吹嘘，也不人云亦云贬低，很多时候堪称振聋发聩的观点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写在那里，让阅读者无声惊叹。而火热是我相信任何读者都能从书中读到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之情，这里有对本应该众正盈朝或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些人可惜，也有对本应该复明中兴或重整山河的一些人无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深深藏在字里行间。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点火热不应该存在一个史学家身上，既然写一个朝代历史难道不就应没有一丝感情，最好冰冷如机器人么，错！大错特错！最近一段时间顾诚先生的这本《南明史》我可以说书不离手，而让我看的如此入迷，看的放不下最根本原因就是里面这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叹息！
顾诚先生除了想完整把历史写出来以外，更像是想通过这段历史以及历史中人物的选择和各自命运来让后人总结得失与教训，对文学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巨著，对后人这是一次无声惊雷的启迪。
写史要写的精彩，一定是精彩在人物上。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我们祖先这些人的生活，是他们早已固定的命运，更是我们加以借鉴的智慧。
明末清初这期间有很多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名字，像吴三桂、钱谦益、张献忠、郑成功、李自成等等，顾诚先生写史时，更多的是通过他们做了什么来反推心理，而不是一些人先分析心理推测他为什么这么做，这里面差别很大，可以看出顾诚先生对待历史人物的严谨。而作为读者，能完整的看见原来只熟悉名字的历史人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那里，这种感觉妙不可言。并且顾诚先生在不确定的地方也会明确的指出来，不会乱说，比如吴三桂在已经去投降大顺路上了，为什么突然停下转而回头降清，这一点就明确说明目前在史学界依旧没有定论，只有三个推测，其一是因为父亲被大顺拘捕；其二是误信奴仆谎报吴襄被抄家；其三就是因为陈圆圆，也是大部分人津津乐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没有明确资料佐证便不下定论，这就是一个史学界的严谨与操守，也是为什么顾诚先生的这本《南明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
再说一点我读本书的感想，请允许我厚着脸皮说一句，我与顾诚老先生的观点一致，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怆。看着满清入关，看着铁骑南下，看着剃发令的颁布，而另一边看着弘光朝廷、隆武政权、绍武政权等亡国也要内斗，所谓朱家正统子孙的互相扯后腿，可笑整个北方都已经沦陷，仅仅龟缩在广西与广东苟延馋喘的桂王唐王都能继续持续的内斗，还能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精髓这些人比谁都精通！读史读至此，怎能不恨。
不过好在还有正气还有让人振奋人心的故事，百年后读来依旧可以下酒，江阴抗清就是其中的亮色之一，有阎应元的：“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那幅对联更是对无数江阴百姓的赞美：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顾诚先生更是直接在书中直抒胸臆表明观点：“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
我不知大家读到此内心是何感觉，笔者是一面愤恨痛苦，一面泪如雨下。
《南明史（全2册）》读后感(三)：你的一面，我的一面和历史真相的一面
读《南明史》，越读越有敬畏之心。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数十年如一日的苦修，不畏权威，坚持用史料说话的方法，都令人心生仰慕之情。 这套书，我读得很慢。因为里面有不少观点冲击了我过去的知识体系甚至常识体系，我有时候需要缓一缓才能往下进行。
比如作者告诉我们，不仅李自成的麾下没有李岩，那个时代就没有李岩。这个真的是让我头生霹雳，这个我早已经熟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居然在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吗？ 《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言之凿凿，说李岩原名李信，“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金庸先生在写作《碧血剑》的时候，也把李岩当做是一个时代的真实符号，写进了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更是塑造了一个有着非凡魅力的李岩形象，李岩因之成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这样的一个李岩，居然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吗？有一种一脚踩空的空虚感。
作者称他自己翻遍了当时的资料，“至今未发现一条可以证明李自成之外存在着另一个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证据。”作者为此还专门发表过《李岩质疑》的论文，《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也曾经因此问题，而对李岩存在是否产生过怀疑。不过，2020年的时候，又有学者宣布找到了新的资料，李岩是真实存在的。 本书作者顾诚对于李岩问题的交代和这些年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让我懂得了“治史”的不易。至于历史上李岩是否存在，姑且存疑吧。我虽然并未完全接受顾诚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应该还是符合顾诚的观点的：“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 换个角度来看看南明时期的历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有人提出疑虑，让你更深更细地去关注这个时期，也是史学界的一件幸事。
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男女主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情有三个方面，你的一面，我的一面和事实真相的一面。也许我们多听多看，就能找到历史的真相一面呢。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教科书之外，随着作者的讲述，重新“穿越”回那段历史，会给人一些新的启发。 大家在历史教科书或者是语文课本中，学到的一些正面人物，比如李自成，史可法等等，顾诚《南明史》都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
李自成。过去常见的观点就是李自成进城之后，腐化堕落，丧失民心，金庸小说《碧血剑》、《鹿鼎记》中，都是以此为基础塑造的李自成形象，虽是小说人物，但也代表了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金庸先生兼通文史，于史学一道也颇为自负，两本小说中写到同一人物，也基本上可以说是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人物的历史评价。顾诚写到李自成的时候，抓住了时间这个节点，“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左右，即得知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帅大军离京叛乱。”作者认为这短短的二十三天时间，应该不足以让一支铁军堕落至直接灭亡，他举了历史上一些王朝堕落的例子，说明二三十年尚有可能，二三十天有点儿戏。怕这个说服力不够，作者又举了几乎同时进入北京这一空间的清军，认为清军在这个时候更不得民心，可是也没有因此而失败，说明此时，“民心”并不是成败的基础。这个观点对我颇有启迪：过去的研究中，比较注重民心这个角度，大概是因为治史者有着政治上的意图吧，比如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许那些治史者是出于好心，但是历史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这让我想起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的教诲。鲁迅曾经在解剖图中挪移了血管，因为他认为那样更加好看，藤野先生指出了他的这个学习态度不正确，认为学问就要实事求是。顾诚先生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颇有藤野先生之风，还我历史真面目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一下作者笔下的史可法，也和我们平常所学到的史可法不太一样。也许我们学到的史可法是加了美颜和滤镜的，让我们看到了他非常光辉灿烂的一面，而忽略了月亮的背后也有阴影。 读作者对史可法的一路分析，颇有一种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我们熟知的那个大英雄，也曾经进退两难，也曾经优柔寡断，也曾经蒙在鼓里，也曾经无能为力。 作者称他“缺少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这个叙述角度虽然有些残忍，但是可能更接近于事实，毕竟，这个时期混乱的结果，是明朝最终的覆灭，如果主持大局的人，一个个雄才伟略，又怎么会落得那样的结果呢？我们以后尽可以赞美史可法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不要人为拔高史可法的政治水平了。 《南明史》非常的厚，我到现在仍然没有读完，一点感想，随手记录吧，怕看完了就忘掉了。
《南明史（全2册）》读后感(四)：山河破碎风飘絮
作为当代明清易代史大家，顾诚先生的史学著作传世不多，生前仅有 《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二部专著出版，身后则有光明日报出版社在2012年将一部分仅在学术刊物和杂志上发表但从未结集的学术论文和文史札记纂为《李岩质疑》《隐匿的疆土》《明朝没有沈万三》三集，与早已绝版的两部专著合为一套“顾诚著作系列”出版，这才让大家对顾诚其人其著有了一个整体和全新的认识。只不过，这套书后来也陆续绝版。这次借着《南明史》新版重装的契机，我又都重新翻阅了一遍。
在这五本著作里，《南明史》无疑是最著名的，却也是我最晚读的一部，当然不是以其厚重难啃，而是阅读习惯使然。因为从《李岩质疑》入手， 更能厘清顾诚的学术起点、治学脉络和史论风格，书中李岩、李自成、罗汝才、吴三桂、孙可望、夔东十三家等篇目几可视作后来两本专著的基础材料和雏形；从《隐匿的疆土》入手，可以深入了解顾诚早年最着力研究的明朝卫所制度及疆域管理的两大系统（即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并行各自管辖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理论，而这也是先生晚年最想完成却未能完成的一部专著；至于《明朝没有沈万三》里妙趣横生的文史札记和短章，则是怎样将学术文字写得深入浅出之典范。接下来开读成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其浓厚的农民军革命立场和阶级史观才不会让你一叶障目，先入为主，才会真正留下一个史料扎实，考证严谨，脉络清晰的深刻印象。而这些，恰好都是《南明史》的前戏和基础。
说起来，新版《南明史》已是顾诚这本力作1997年付梓以来的第四个版本，与此前版本相比文本上保持完整，除初版首尾序论和后记各一篇之外，上一版增补的先生自撰《我与明史》也予以保留，而这篇文字也是对顾诚学术人生和治史脉络的最佳回顾，与前述四本书亦相呼应。此外，新版上下册各钤有顾诚生前用印一枚，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福利。
新版上下册各有一枚钤印
顾著《南明史》所写南明断代时间与当时的传统史家略有不同，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攻陷北京，止于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之役败亡覆灭，而传统史家多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始，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俘杀甚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陷台郑克塽投降为止。上限具体时间仅相差俩月，但顾先生所主国统未绝容易理解；下限相差二十年之久，且郑氏家族的确始终奉永历正朔，但我想顾先生所虑除了序论中所写不想将南明史与三藩之变互相牵扯外，恐怕也与其对郑氏家族之矛盾贰心的判断有关。
此外，全书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顾诚屡为人所诟病的一点），便是他始终旗帜鲜明的农民军视角和阶级立场抑或人民史观，一改传统史家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为中心的写法，主线始终是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郑氏家族等反满抗清斗争主体。对于这点，诟病者多疑其红专，责其主观，但其实真正读完全书，会发现顾著尽管立场倾向主题先行，但好就好在旗帜鲜明，没有藏掖，且到底能将史料放在首位，其客观不在史观，而在史料，八十万字的著作背后，是237部方志和579种书目的引用。 同时，倘若对明清易代史料笔记稍有涉猎，也不难发现不论正史稗官，不论明清立场，对闯、西等流寇之偏见，与晚近史家对其陋习暴行之遮掩，并无二致，即所谓“明之天下亡于流寇”，“ 使非清兵入关剿贼，则我汉种，将被二匪芟夷以尽，未可知也 ”等论。当然，顾著亦非辩诬之作，其对传统史观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对农民军却并无百般回护之笔，尽管用情颇深，但大抵可归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范畴了。
不过，对普通读者如我而言，顾著的亮点，当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或再评价，不以大节忽略小节，不以晚节盖棺一生。比如史可法，史家多赞其忠烈，顾著则对其以策立新君之误致策功遭窃大权旁落、军事指挥联虏平寇驭将无能致江北尽失，廉洁勤慎宁死不屈是实， 忠荩有余才具平庸也不虚。比如郑成功， 史家多以其抗清平台之勇视作民族英雄海外孤忠，顾著则对其偏安东南的骑墙矛盾心理剖析透彻，称其私心自用，屡失良机，机关算尽，患得患失，对南明未能中兴有大过；平台，也更多是战略和军事考虑，而非民族大义。包括钱谦益、孙可望等大节有亏之人，顾著并不抹杀其应有之功绩；李定国、刘文秀等永历抗清主将，顾著同样对其战略战术之失多有苛责。恐怕全书唯一自始至终保持赞许或仰慕的的就只有张煌言一人了，“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被执过故里》）“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甲辰八月辞故里》）苍水先生其人其诗其风其骨，当与西湖同在，日月同辉！
至于顾著将南明覆亡归咎于内乱，不论弘光隆武还是永历，均无较强的领导核心，内部勾心斗角和倾轧之风尤盛，且凌驾于抗清的主旋律之上，本末倒置，严重分散和抵消了抗清力量，应属公论。但视满清为落后的生产力及生产方式代表，明清易代是满汉上层勾结坐收渔翁之利，窃取农民军胜利果实，多少不能苟同。明亡清兴（也包括期间的大顺大西兴衰），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毕竟明之亡于甲申，非亡于崇祯（当然也不是亡于流寇），乃亡于万历天启，亡于阉党祸乱，亡于三饷“重征”，亡于内外交困，正如清之兴于甲申，亦非兴于顺治，乃兴于建州，兴于古勒山、萨尔浒，兴于广宁、宁远、山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