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暗处一步步走向舞台，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红色高跟鞋。

细长的鞋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声响。鞋里是一小块硅胶材质的、肤色的“脚背”，“脚背”往上是两个黑色的球状“脚踝”，“脚踝”上有两根银色的、像棍子一样的连接管，这些组成了廖智的“小腿”;再向上，是两段金色的腿形接受腔，它们就像膝盖，把廖智肉体的大腿和人工的“小腿”连在一起。

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廖智失去了自己的两条小腿。当时，这个年仅23岁的姑娘被埋在废墟下26小时，一条钢筋从她的右脚穿过，一直延伸到小腿。被人从废墟下“拽”出来后，她签署了自己的截肢手术同意书，之后，便是漫长的与义肢相伴的日子。

穿红色高跟鞋时搭配的那双义肢，是廖智最常用的，她更喜欢把它们叫作“我的腿”。

“走在路上，经常有人喜欢多看我两眼，我相信是因为我这双独特的腿。但我更愿意相信，他們觉得我非常特别和可爱。”廖智嘴角上翘，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脸上挂着甜甜的笑。

“在我的生命中，有七八双‘腿’。”2019年11月1日，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公寓里，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义肢开起玩笑。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廖智站在窗台边，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着。阳光下，她穿着那双搭配红色高跟鞋的“腿”。

之所以对这双“腿”青睐有加，是因为大部分义肢的假脚与连接管呈垂直状态，这是为了保证受力均匀。但这双义肢是廖智的丈夫查尔斯为她量身定做的，查尔斯是义肢技师，这双义肢可以在黑色球状脚踝处调试出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把假脚放进高跟鞋里。

除了这双义肢，廖智还有很多“腿”：一双是美术学院的学生送的，上面有凤凰样式的雕花，“像一件艺术品”;一双的接受腔是白色的，廖智经常穿着它们搭配短裤;一双被做得像南非运动员“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的义肢，底部微微弯曲，有弹性，廖智会穿着它们出去跑步;还有一双真腿和假腿的联结处不能固定，一次廖智跳舞时，它们像暗器一样被甩进观众席……

那之后的义肢经过定制、改良，不会再出现跳着舞就“飞出去”的情况。医生问廖智还有什么要求时，她“夹带了私货”。“我跟医生说，你帮我调一下，我想长到1.6米。”廖智说。

在国内，许多穿戴义肢的人会用塑料泡沫把金属连接管包裹起来，外面再加上一层肤色的硅胶，这样的义肢更像真腿。但廖智不会，她喜欢连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觉，因为这样看起来很酷。

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廖智都会因为自己的“腿”被小朋友围观。“他们每次都说‘那个机器人阿姨又来了’，还有的小朋友会问：‘阿姨，你怎么又换腿了？’”廖智说。每当这时，廖智的小女儿就会一把抱住妈妈的义肢，说：“这是我妈妈的腿，你去找你妈妈的腿。”

与许多残疾人不同，廖智不会因为自己的“腿”而感到不好意思，甚至有时认为义肢给自己带来了方便。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廖智和志愿者们到震区救灾。为了节省空间，大家挤在一辆汽车里，后排坐了4个人。廖智最后一个上车，上半身刚进去，腿就没地方放了。她把义肢取下来，往肩膀上一扛，车就这么开走了。

廖智失去真正的腿，已经11年了。如果不是那个她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她失去的或许不仅仅是自己的腿。

2008年5月12日，廖智与婆婆、不到1岁的大女儿虫虫待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家中。地震发生后，她被埋在了自家房子的废墟里，身上压满了混凝土预制板。救援人员不敢用吊车，怕脆弱的预制板发生断裂，对廖智造成二次伤害;又怕人工打洞耗时太长，耽误救援。就在救援工作一筹莫展时，一名个子小小的男生钻到废墟里，来到廖智跟前。

廖智确定，这个人不是救援队的，就是一个讲方言的本地人。被埋了十几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人”，这让廖智非常激动。她抓住男生的手，舍不得让他走。“他说没事的，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廖智回忆道。

男生带了铁锹、凿子之类的工具，与廖智轮流在她左腿上方打洞，外面的人员也在配合，一小时后，终于敲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余震到来前，男生被叫了出去。余震后，男生又钻了回来，他哭着说：“你一定不能死在里面，我们救了你这么久，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被埋了26小时后，廖智真的活着出来了，但她的大女儿虫虫和婆婆都没了。

2008年5月21日，廖智转院到重庆时，导演任虹霖正在那里筹备“世界小姐”重庆赛区的比赛，他带了一群工作人员到医院慰问。他听说过廖智的故事：一个失去了孩子的“80后”母亲的故事。

站在病房门口，任虹霖看到一名个子小小的女孩坐在床上，和人说说笑笑，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廖智。因为其他从震区转来的伤者都哭丧着脸，这个女孩更像是去慰问的。

任虹霖对廖智的印象太深了，知道她曾是舞蹈老师，便琢磨着能不能以艺术的形式做一个节目，去感染那些灾难中的幸存者。“我问她，你还想不想跳舞？她很惊讶，说我想，但是我还能跳吗？我说能跳啊，只要你想，就能跳。”任虹霖说，那番对话后，《鼓舞》应运而生。

在廖智看来，有人为她创作一支舞蹈，让她可以因此多一些收入，这很现实，也是对她的帮助。这些人和那个帮她求生的男孩一样，不图回报。在那个时刻，廖智认为自己可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完成《鼓舞》，或许人们会从她的经历中看到另外一种诠释生命的可能：没有了双腿，我依然可以创造价值。

但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人，跪在鼓上跳舞并不容易，更何况当时廖智的双腿只经过了简单的截肢处理，残肢下还有许多突兀的骨刺。每次练舞前，她都会为双腿裹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纱布，可无论裹成什么样，训练结束后纱布都会变成“两包血”。

任虹霖看不下去了，主动表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预估。“要不就不跳了。”任虹霖说。但廖智依然坚持，顶着重庆夏天40℃的高温，在不吹空调、不让伤口感染的条件下，练了一个多月。

2008年7月14日，《鼓舞》首演当天，800人的场地座无虚席。从廖智亮相开始，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直鼓掌、叫好，直到节目结束。任虹霖站在台下跟着观众一起哭，他说：“这不是最好的舞美，没有最好的灯光，但一定是最好的表达。”

因为《鼓舞》，廖智成了名人，代表了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鼓舞人心的力量。2009年年底，她受灾区的一所学校邀请，去探望地震中重伤的孩子。那里的許多孩子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

廖智发现，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特别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而且不愿坐轮椅。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

廖智不愿看到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天下课后，她取下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说：“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从那天起，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

以往上课时，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但那一次，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直到下课后，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先在轮椅上落座了。男孩子们却看了看彼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廖智假装没看见，带着坐在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孩子们越玩越开心。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加入游戏的队伍。廖智说，他们忽然发现，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且很正常，“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很快乐”。

“一个健全的人去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廖智不一样。”任虹霖说，廖智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肢体残障的人：我们的条件是一样的，我可以做到的事，你也可以做到。

廖智知道，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

廖智接触过一个家长，因为孩子是聋哑人，家长从不带他出门。还有一位妈妈，孩子的听力没问题，只是天生没有耳郭，可妈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说过“恨不得从来没生过这个孩子”。

“这些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廖智说。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少，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中国的残疾人有8500万。

当大部分残疾人不愿出门时，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作异类。

廖智的朋友文壹阳记得，第一次和廖智见面时，她穿了一条短裤。文壹阳之前和她在网上有过交流，了解她的故事，对她的腿很好奇。但他只敢看她的脸，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体，只能趁低头拿手机时偷偷瞄两眼。“我很尊敬她，不想伤害她，但我不知道是看她的腿比较好，还是不看比较好。”文壹阳说。

汶川地震前，廖智从未在生活中见过穿戴义肢的人，现在，她想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会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残疾人群体缺乏了解，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见不到，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

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在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穿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这就跟戴眼镜一样，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关注，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人会因为你戴眼镜而多看你两眼。”廖智说，自己从那时开始去掉了义肢的肤色外壳，穿上一条短裙，就出门逛街了。

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疾人的聚会，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再一起尝试着解决问题。他们想到的方法，是在国内推广残疾人和健全人“共融”的理念，比如在网上帮助残疾人创业、举办由残疾人主导的时装秀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残疾人找到自身价值。

“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说，“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也是在帮助自己。”

（子 野摘自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